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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前推进经济治理现代化，就是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降低强制性行政命令的作用程度和频率，同时吸收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经济治理。

　　中国长期以来都缺少对制度设计中法律内在逻辑的考虑， 仅是“问题导向”式设计制度， 易造成参与国际经济治理面临制度瓶颈，消除经济治理制度短缺、提高经济治理制度的质量，是大力推进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关键。

　　中国当前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问题，缘于各领域相互协调发展，而经济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引发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唯有加强经济治理体制创新，才能找到化解矛盾之法、解决问题之策。

　　经济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卢梭在为《百科全书》撰写“政治经济学”词条时指出，“经济”这个词最初指的是“贤明合理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幸福”。这就意味着经济治理要对每个人和所有人的财产和行为，实施一种像家长对他的家务和财产一样专注的监视和控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建六个制度方面，而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运用上述六方面制度管理各项事务的水平与绩效。从这一角度而言，经济治理无疑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经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两方面。经济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求健全与完善经济制度，也要求不断提高运用各项经济制度管理经济事务的水平与能力。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旨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有效性，使效率与公平得到适当平衡，使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到妥善处理。这既要夯实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财政，又要驱动国家治理的动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要促进全球制度创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然而在过去一段时期，政府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错位、公共服务缺位等情况在中国持续存在。完善经济治理体系，推动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势在必行。

　　完善经济治理体系需破解三个问题

　　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经济治理不同于过去的计划管理，它不仅仅依赖于政府的政策，而且必须依赖于完备的市场体系，以及必要的法律和制度安排。经济治理现代化是经济制度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内在地要求既要有治理经济的方针、政策等，又要有符合人民利益的对人们行为进行规范的市场规则、制度准则。然而，由于相关制度规则的不健全，加之法治基础本身也十分薄弱，过去一段时期，一些地方不仅忽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人为破坏制度规则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破坏了市场秩序，导致一些市场竞争主体不是依靠效率来取得竞争优势，而是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同时也滋生了贪污腐败问题。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后劲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 GDP 增长奇迹的同时，环境、社会收入差距、老百姓的健康水平、社会公平等方面的指标也越来越差。应该说，这种较为明显的反差的出现，主要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领导干部选拔和晋升标准改革后，地方领导干部的晋升与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相挂钩。以GDP为主要考核内容的官员晋升体制，客观上会对地方政府形成重增长、轻民生的制度激励。在财力一定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往往将其更多投在见效快的基础建设方面，忽视对长期增长效应明显的科教文卫等服务的投入，从而对产业间的协调、同步发展形成负面影响。而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是速度与效率的统一，并以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为基础。改革开放后以GDP为目标的发展模式，不仅严重扭曲了各种经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动力和压力都显得有些不足，而且也影响了产业优化升级所需要的资源支撑和市场空间。

　　长远生产率存在被忽略的风险。在现行经济体制下，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个体户及广大群众都是微观经济主体。而在当前，很多地区依然存在“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增长”“弯道超车”等诉求，其实际上反映出这些地区的经济主体仍缺少谋划长远的内在动力。如前所述，这主要与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以GDP为中心的干部考核体系有关。但是应该说，这在总体上容易导致各地在发展经济方面侧重短期需求而疏忽长远的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