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研究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课题，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阿拉伯世界鲜有成功的民主转型国家可供研究，导致非民主化问题成为关于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研究的重要内容，以致“阿拉伯例外论”(ArabExceptionalism)①、“中东例外论”(MiddleEastExceptionalism)②和“伊斯兰例外论”(IslamExceptionalism)③等应运而生。2010年底爆发的所谓中东变局(西方称“阿拉伯之春”)④曾一度被西方世界誉为“第四次民主化浪潮”的到来，但伴随过去困扰中东民主化的宗教与世俗矛盾、军人干政问题、教派和族群矛盾、宗教极端主义泛滥，西方再度从欣喜转向失望，称“阿拉伯之春”已经滑向“阿拉伯之冬”或“伊斯兰之春”、“伊斯兰觉醒”，惊呼“伊斯兰教对中东政治的巨大影响已超过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的任何历史时期”。⑤

　　从横向比较看，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固然落后于其他地区，但从纵向比较来看，其民主化进程也在曲折跌宕中缓慢前行。客观的态度是既应正视和承认阿拉伯国家从专制、威权走向民主的转型趋势，亦应对其民主转型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予以正确认识，这也正是本文所持的基本学术立场。

　　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极大的差异性，但基本上可以分为共和制和君主制两种类型。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的前身多在殖民统治的晚期进行过自上而下的半民主化的尝试，但均不成功，并在随后的非殖民化进程中通过军人革命建立了威权共和体制，如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这类国家也成为2010年年底以来中东变局的重灾区。埃及宗教与世俗的严重对立及其伴生的军人干政，成为阿拉伯共和制国家民主转型困境的集中体现。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情况大概又有两种：首先是海湾的君主制国家(包括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政教合一与家族统治相结合的传统合法性根深蒂固，其民主进程异常缓慢；其次是约旦和摩洛哥两个具有君主立宪色彩的国家，其民主化进程好于绝对君主制国家，实行议会选举，国王多以更换内阁的方式平抑民众的不满。在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尽管民主化进程缓慢，但这种传统合法性与石油美元塑造的“食利国家”却拥有远好于共和制国家的政治稳定。⑥

　　本文主要围绕以上两种类型的国家，对中东变局以来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进行分析，并结合中东变局分析影响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核心问题及其趋势。

　　一、中东变局的性质、特征及成因概说

　　自2010年底以来，在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的冲击下，在外部势力的干预和影响下，阿拉伯国家或通过民众抗议浪潮发生政权变更(如突尼斯和埃及)，或由民众抗议浪潮引发外部军事干预导致政权更迭(如利比亚)，或在外部的干预和调解下实现和平权力过渡(如也门)；或陷入现政权与反对派之间的内战而久拖不决(如叙利亚)。受此影响，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均发生了深刻变化。

　　对于中东变局的性质，国内外学界存在着巨大的争议，代表性的观点有民主革命说、起义和暴动说、政治危机说、社会运动说等多种观点。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中东变局是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它是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七八十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后发生的第三次地区性的政治与社会运动，增强民主、改善民生构成了其主要政治诉求，民众和政治反对派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抗议浪潮构成了其典型表现形式。

　　中东变局既有共性特征，但在不同国家又有巨大的差异性，其共性特征主要包括：以民众抗议浪潮为主要形式；以改善民生、增强民主为主要政治诉求；缺乏独立的领导阶层和政治理念；以青年为主体力量；广泛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型媒介；具有显著的地区性、跨国性特征。其差异性主要包括：首先，阿拉伯共和制国家抗议浪潮的程度和效果明显高于君主制国家，发生政权更迭的四个国家和陷入内战的叙利亚均为共和制国家；其次，抗议浪潮在不同国家引发政治危机的程度及形式不同，基本上体现了从突尼斯、埃及的和平抗议，到也门的部族冲突，再到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内战烈度逐渐提高的三个层级；外部力量的干预方式和干预程度不同，美欧对阿拉伯国家政治进程的干预采取了典型的实用主义策略，针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了军事干预(利比亚)、外交施压(埃及、突尼斯)、除直接军事干预外的多种手段并用(叙利亚)、外交庇护(巴林)等不同手段，体现了明显的多重标准。⑦

　　中东变局的发生既有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与社会矛盾等同构性的内部的深层原因，同时也受到了全球化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扩展、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从内外因关系的角度看，中东内部矛盾的长期累积是导致中东变局的根本原因。对此，笔者曾在其他论文中进行过详细分析⑧，这里仅做如下简要总结：

　　在政治领域，严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是阿拉伯国家陷入动荡的主要根源。从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角度看，无论是共和制国家还是君主制国家，长期的威权政治和老人政治都使国家的政治体制陷入僵化，尤其是共和制国家的危机更为严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近代以来的伊斯兰改革主义、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复兴主义，都未能实现阿拉伯民族复兴的渴望，阿拉伯社会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迷失。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东变局的经济与社会根源在于发展的危机，尤其是发展模式的危机，其突出表现是经济结构脆弱和经济政策失误，使阿拉伯国家难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从具体原因上看，腐败肆虐、两极分化严重、青年人口比例较大与高失业率、高通胀率、高贫困率等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导致阿拉伯国家群体性动荡的直接诱因。

　　对外政策上的失误也是导致阿拉伯国家陷入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许多国家或者长期充当美国盟友，丧失外交自主性并惨遭美国抛弃(如埃及)；或者长期与西方对抗并挑战现行国际体系(如2003年前的利比亚)，使自己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或者在二者之间激烈摇摆(如2003年前后的利比亚)。其结果是长期追随西方的国家在国内丧失了民意，而对抗国际体系的国家丧失了利用全球化的发展机遇。

　　在思想文化领域，思想精英和知识分子对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积弊的批判与外来民主思想的交互影响，为此次阿拉伯政治变革提供了思想素养。在当代阿拉伯世界，无论是受西方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还是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传统主义思想家，他们都对当今阿拉伯世界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危机予以了积极的关注和深刻的批判，甚至预言阿拉伯社会必将发生巨大的变革或革命。⑨

　　二、中东变局以来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

　　尽管中东变局的性质和成因十分复杂，但民主变革和民主转型无疑构成了中东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东变局发生以来，无论是发生政权更迭的转型阿拉伯国家，还是没有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包括海湾君主制国家，都正处在全面的改革与调整之中，而民主化无疑构成了阿拉伯国家转型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有评价指出，“2011年的反独裁斗争终结了阿拉伯民族和穆斯林与民主观念格格不入的观念”⑩，“不管变革中的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政治形势如何发展，即便很可能许多国家仍保持着那种在西方看来不完全民主的统治模式，对民意和民众的重视程度都会上升”。

　　(一)政权发生更迭的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

　　在政权更迭后，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四国已相继建立民选政权或过渡政权，在政治上大多都实行了修改宪法、多党制和议会民主选举。但它们普遍面临宗教与世俗矛盾加剧、经济与民生问题严重恶化、地方和部落势力坐大、社会动荡不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强势反弹等问题的严峻挑战。

　　在埃及，自2011年“1·25”革命以来，全民公投和议会选举、总统选举频仍，主要包括2011年3月就新宪法草案举行的全民公决，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举行的三轮人民议会选举；2012年1至3月举行的协商会议选举；2012年5月至6月举行的总统选举，穆兄会建立的自由与正义党候选人穆尔西以微弱多数当选，但执政仅一年便遭军方废黜；2014年6月，埃及再次进行总统选举，军方领导人塞西毫无悬念地当选。在此过程中，穆兄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与军方代表的世俗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成为影响埃及民主转型的核心议题。

　　在突尼斯，被本·阿里政权长期打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在2011年10月举行的制宪议会选举中获胜，并与“保卫共和大会”、“争取工作和自由民主论坛”等政党组成执政联盟，共同负责临时的政府日常工作，并着手制定新宪法。

　　但是，突尼斯政局依然十分动荡，反对党领袖两次遭暗杀，民众抗议浪潮频仍，都严重影响了突尼斯的政治稳定。

　　在利比亚，根据推翻卡扎菲政权后的政治过渡进程安排，主要分建立过渡政府、选举国民议会和制定新宪法三个阶段进行政治重建，目前已进入制定新宪法的第三阶段。但在转型过程中，利比亚面临着国内安全脆弱、经济重建任务艰巨、伊斯兰势力和世俗势力矛盾尖锐、民族和解与司法重建困难重重等重大问题。另外，利比亚战争后遗症还造成了地区性的难民外流、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威胁加剧等问题。

　　在也门，自2011年底萨利赫政权接受海合会的调停和平交权后，哈迪于2012年当选为也门总统，目前的主要转型工作是继续推进2013年3月启动的“全国对话会议”，力图完成组建制宪委员会、制定新宪法、宪法公投、总统选举等政治进程。

　　但是，由于也门国家政权脆弱、治理能力低下，部落与教派矛盾严重，导致“全国对话会议”多次被推迟，而地方势力和部落势力则借机不断扩大影响，不仅对民族和解和政治重建构成掣肘，同时也使地方和部落成为极端主义势力盘踞的中心。

　　(二)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民主转型

　　中东变局对八个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影响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卡塔尔和阿联酋两国基本未受影响；沙特和阿曼受到轻度影响，两国均发生局部的抗议和小规模骚乱，尤其是沙特东部的什叶派抗议与巴林的什叶派抗议有重要联系；约旦、摩洛哥和科威特受到中度影响，都爆发了大规模青年抗议活动；受到冲击最大的是巴林，占巴林人口70%的什叶派为抗议浪潮的主体，其目标是推翻逊尼派王室政权，这明显区别于其他君主制国家的抗议，其他国家的民众抗议虽然要求发展民主、改善民生，但均未提出改变王室政权的诉求。

　　巴林的动荡凸显了逊尼派政权与什叶派反对派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反映了伊朗什叶派势力与沙特逊尼派势力的较量，“阿拉伯各王室经常祭出‘伊朗牌’来为血腥镇压抗议活动正名”。而美国基于盟友安全、遏制伊朗、能源安全、反恐合作、军事基地安全等自身利益的考虑，默认了沙特主导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对巴林的干预。“由于美国重要的海军资源集中部署在海湾地区，因此华盛顿不愿谴责对抗议民众的残酷镇压。”

　　尽管阿拉伯君主制政权在中东变局中无一被颠覆，但它们也纷纷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与社会改革。在沙特，在对小规模抗议活动进行打压后，王室政权在出台多项改善民生、增加就业的财政计划的同时，也公布了多项政治改革方案，其内容涉及协商议会直选、扩大妇女权利、改善人权等多个领域。

　　约旦和摩洛哥两个君主立宪国家先是以改组内阁、提前大选等方式应对危机，随后也启动多项民主改革，尤其以摩洛哥的改革更为引人注目。在约旦，国王已承诺议会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由获得多数席位的党派负责组阁，改变过去由国王指定首相组阁的做法，同时加强了经济改革和打击腐败的力度。

　　在摩洛哥，2011年3月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宣布了包括修改宪法、实行真正的议会内阁制、加强议会权力和政党政治、总理由议会选举胜利的政党任命、提高柏柏尔人权利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在修宪后进行的首次选举中，伊斯兰政党公正与发展党获胜并组阁。

　　三、影响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核心问题及其趋势

　　相对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具有超乎寻常的复杂性，诸如民主化进程的多样性、不同步性和外部输入性等特点。受篇幅所限，本文仅就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伊斯兰与民主转型

　　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是中东民主转型研究争论不休的问题，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较有代表性的是多数西方学者坚持的“阿拉伯例外论”和“伊斯兰例外论”，认为伊斯兰文明具有天然的、难以改变的缺陷，缺乏实行民主的基本条件，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天然处于对抗状态等。例如，有学者强调，“伊斯兰教是有关宗教共同体和社会控制的一种思想体系，而自由思想却是关于世俗主义、平等、个人自主和经济自由的一种观念。……在个人权利的构成、社会共同体的边界及其运行方式等方面，伊斯兰与自由主义，都存在矛盾”。在西方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容性。美国学者埃斯波西托认为，伊斯兰主义者并不是反对民主，而是主张伊斯兰化的民主。“伊斯兰化的民主是基于对传统伊斯兰观念进行现代系列的重新解释。”伊斯兰的协商、公议等传统经过重新解释，都可以成为“支持民主议会制、代表选举制和宗教改革的观念”。

　　在伊斯兰世界，关于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关系基本上有三种观点：第一，伊斯兰与民主对立论，突出表现为较为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思想家，基于对西方民主的反对和排斥而持的观点；第二，伊斯兰与民主相容论，主要是伊斯兰社会的现代主义思想家所持的观点，强调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协商和公议传统与民主的相容性；第三，伊斯兰特色民主论，主要表现为伊斯兰主义思想家强调伊斯兰社会的民主有区别于西方民主的独特性。有国内学者比较准确地指出，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是一种不确定的关系。伊斯兰教既能用来支持民主的某些理念，又会被作为反对民主赖以存在的基础，反对或支持的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如何理解伊斯兰教，取决于同伊斯兰教发生关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伊斯兰教价值观通过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加强或束缚民主化进程。

　　这里不在理论上进行更多探讨，主要围绕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现实与趋势提出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宗教与世俗的矛盾是影响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共和制国家民主转型的重要变量，教俗对立仍将长期困扰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当前，在作为阿拉伯转型风向标的埃及，教俗两大阵营的极化对立构成社会分裂和对立的根源，甚至在约旦、科威特等君主制国家，穆兄会势力也对现政权强烈不满。穆尔西政权倒台后，支持和反对穆兄会的势力发生严重冲突，围绕宗教和世俗两大阵营的极化和对立严重，街头政治泛滥和教俗分裂都使埃及的民主转型举步维艰。

　　如何处理与穆兄会的关系，将是新近产生的塞西政权面临的难题。从历史的角度看，1991年阿尔及利亚军方对“伊斯兰拯救阵线”进行镇压，导致阿尔及利亚陷入长期动荡，而且直接催生了“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的崛起和发展。从埃及自身的历史看，埃及政权历史上对穆兄会的数次强力镇压，都促使极端派别与穆兄会分离，进而走上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道路，成为影响国家政治稳定和民主转型的破坏性力量。

　　第二，温和伊斯兰力量探索伊斯兰特色的民主道路，成为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趋势之一。对于在中东变局中崛起的伊斯兰力量，尽管埃及穆兄会及其自由与正义党遭遇了严重挫折，但伊斯兰力量如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摩洛哥的公正与发展党仍处于执政党地位，它们都属于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在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上，它们更强调伊斯兰的理性精神，如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加努西早就明确指出，伊斯兰应该是“活生生的伊斯兰”，而不是“博物馆中的伊斯兰”。

　　在政治目标上，它们已逐渐淡化实行伊斯兰教法、推行全面伊斯兰化的立场，其主要关注点已转向民主、民生等问题。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公正与发展党都强调学习土耳其的“世俗伊斯兰”模式，力争成为展现伊斯兰教与民主相容的典范。

　　在政治参与方式上，它们更注重民主选举的和平渐进道路，逐步放弃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激进道路。当然，温和伊斯兰主义能否找到伊斯兰特色的发展道路，尚需实践的检验。

　　第三，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将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也将在这一进程中不断进行调整与重塑。在阿拉伯世界，埃及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有可能仍是教俗关系紧张的代表；突尼斯和摩洛哥有可能成为温和伊斯兰探索伊斯兰与民主相容性道路的代表；而沙特等海湾国家有可能成为在政教合一和君主制传统合法性框架下渐进改革的代表。尽管这些国家都面临各自不同的挑战，但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存在多种表现形式。在中东变局的冲击下，无论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变革，民主变革都将成为大势所趋，但阿拉伯国家不会照搬西方民主，而是实现具有各自国情和伊斯兰特色的民主。从整个中东地区来看，伊斯兰与民主关系的不同模式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土耳其，其民主转型经历了从威权体制到多党民主与军人干政相互交替，再到正义与发展党的温和伊斯兰民主的曲折转型，其特征是在维持国家政权世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强调传统伊斯兰价值观，把宗教自由作为民主化的重要内容。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实行的伊斯兰共和制度极具特色，并具体体现为二元选举制，“伊斯兰”体现为最高宗教领袖，其产生程序是由选民选举教法学家委员会，后者再推选最高领袖，颇具伊斯兰历史上的“协商”和“公议”的民主色彩；而“共和”体现在议会和总统都经过高度竞争性的定期的选举产生。

　　(二)军人干政与民主转型

　　从本质上说，军人干政在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频繁出现，有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共和制阿拉伯国家多为“军官革命”推翻君主政权所建立，因此奠定了军人在阿拉伯国家的特殊地位，使其在阿拉伯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阿拉伯国家，军队往往代表相对先进的力量，具备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基本条件；其次，阿拉伯较为落后的社会结构和部族文化形成“强者为王”的思维定势，这为军队干政提供了适宜的外部环境；中东国家面临的安全难题，客观上需要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军人干政是宗教与世俗矛盾或者说是伊斯兰与民主关系的伴生物。在阿拉伯共和制国

　　家，军队是世俗化力量的代表和捍卫者，一旦在民主化进程中出现伊斯兰“劫持民主”的迹象，便会以政变的方式打压或绞杀伊斯兰主义力量。1991年阿尔及利亚军方镇压“伊斯兰拯救阵线”，以及2013年埃及军方废黜执政仅一年之久的穆斯林兄弟会政权，都具有这种典型特征。

　　军人干政形成了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悖论，一方面军人干政有维护稳定和捍卫世俗化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因破坏文官执政的现代民主制度而屡遭诟病。这里对如何评判军人干政本文不再赘述，仅就如何认识未来军人干政与阿拉伯民主转型的趋势谈以下两点看法。一是从民主转型的周期来看，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仍处在“民主启动”阶段，尚未进入到“民主巩固”和“民主运转”阶段，军人干政属于民主启动阶段的正常现象，其消解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转型进程表明，除美国和加拿大等少数国家外，许多国家的民主转型在民主启动后，都经历过“民主崩溃”的反复，诸如内战、革命、军人政变、外部入侵等，包括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拿破仑军人威权体制的建立。在民主基础薄弱、民族(族群)和宗教矛盾复杂的阿拉伯国家，更容易出现军人干政。在民主启动后，只有经历长期的民主巩固，真正进入到民主运转的成熟阶段后，军人干政才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恰如亨廷顿所言，军队的角色和地位会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变化，“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军队的角色也就发生变化。在寡头统治的世界里，军人是激进派；在中产阶级的世界里，军人是参与者和仲裁人；当群众社会出现后，军人就变成现存秩序的保守的护卫者”。

　　二是从具体的角度看，军人干政退出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历史舞台，有赖于宗教与世俗关系经长期磨合互动后走向正常化。了解中东另一重要国家土耳其的经验教训或许有助于认识阿拉伯国家军人干政的未来趋势。土耳其是在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中实现民主转型的唯一中东国家，也是世俗化最为彻底的国家，但在从威权体制向多党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因伊斯兰政党试图改变国家的世俗性质，先后发生过1960、1971和1980年三次军人政变以及1997年的“软政变”，在此过程中，宗教政党尤其是作为现今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前身的民族秩序党、民族救国党、繁荣党因挑战国家的世俗性质，先后被军人政变所取缔，直至2002年以来连续三次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不再触碰国家的世俗化根基，才使军方和文官政府的关系初步走向正常。可以肯定的是，土耳其的伊斯兰政党之所以不再触碰国家的世俗化根基，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军人干政驯服了伊斯兰力量，正义与发展党正是吸取了此前各伊斯兰政党屡次为军人干政所取缔的教训而走向温和化。当正义与发展党不再挑战世俗化，军人干政便失去了合法性，这是正义与发展党近年来能够逐步削弱军方权力的原因所在。对于在中东世俗化和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土耳其，军方与伊斯兰政党的关系尚且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磨合互动才逐步正常化，对于教俗关系复杂、民主化程度较低的阿拉伯国家而言，军人干政退出历史舞台将是一个更加漫长曲折的过程。

　　(三)地缘政治与民主转型

　　阿拉伯世界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结构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地缘政治的破碎性及其导致的长期动荡，构成了影响阿拉伯民主转型的重要制约性因素。这里仅从阿拉伯国家内部、中东地区和西方大国干预三个层面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从阿拉伯国家内部来看，复杂的宗教、教派和族群矛盾及其诱发的政治冲突构成影响民主转型的重要消极因素。在阿拉伯国家，由宗教和族群矛盾诱发的政治冲突主要有四种类型。

　　其一是权力分割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如黎巴嫩和萨达姆政权垮台后伊拉克的族裔和教派分权结构，都使国家权力结构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其二是权力垄断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地位处于边缘化和弱势的教派和族群往往通过民主抗争的方式改变现有权力结构，如中东变局中的巴林什叶派、叙利亚的逊尼派反对派、利比亚以班加西为中心的东部部落等。其三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族裔群体的冲突，突出表现为民主转型进程中少数群体的权利保障问题，如埃及基督徒科普特人问题、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柏柏尔人问题。其四是跨界族群寻求自治与独立引发的冲突，如长期困扰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四国的库尔德人问题。

　　第二，从整个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来看，族群和教派冲突的外溢、意识形态竞争和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使阿拉伯国家政治具有密切联动的特点，并对民主转型产生消极影响。22个阿拉伯国家“一族多国”的现实是西方殖民主义历史遗产的产物，加之民族和宗教的同构关系，导致在民族国家体系形成后的“阿拉伯国家间关系几乎没有真正的外交关系，而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政治的一部分”。以致有学者评价指出，阿拉伯国家“可以向本国疆域之`外的政治或宗教中心输出忠诚，任何中东领导人都能够轻易地通过资助邻国的报纸和反对派以寻求邻国民众对自己的支持，这是非常自然的，也是被广泛接受的”。从教派矛盾的角度看，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不仅影响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且通过跨国教派渗透影响国家间关系乃至地区格局。从意识形态竞争和地区主导权争夺的角度看，以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为代表的奉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共和制国家为一方，以沙特为主导、由海湾阿拉伯国家构成的奉行泛伊斯兰主义的国家为另一方，长期围绕阿拉伯世界的主导权进行争斗，同时在泛阿拉伯阵营的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在中东变局中，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积极支持叙利亚逊尼派反对派颠覆叙利亚政权，但又支持巴林王室镇压什叶派抗议，无疑与教派矛盾有关，其目标是以此实现削弱什叶派和宿敌伊朗的双重利益。

　　而海湾国家积极支持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抗议浪潮，其重要目的之一在于进一步削弱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进而确立泛伊斯兰主义阵营的君主制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中东变局后，海合会已经讨论吸收约旦和摩洛哥两个君主制国家加盟，大有在阿拉伯世界建立“神圣同盟”之势。在埃及穆兄会逐步得势后，沙特又对埃及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表示大力支持，其重要考虑则在于穆兄会作为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代表及其在整个中东地区内的发展，威胁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地位。更为有趣的是，在海合会内部，沙特与卡塔尔之间也展开了竞争，如沙特支持埃及军方，而卡塔尔则支持穆兄会。而土耳其和伊朗两个非阿拉伯大国对阿拉伯国家转型的积极介入，也都有教派、意识形态和地区领导权矛盾渗透其中。

　　第三，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的发展始终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影响，西方大国的军事干涉和民主输出使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具有突出的外部输入性特征，加剧了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动荡。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中东地区的发展也始终面临来自国际体系的沉重压力。

　　从历史角度看，无论是殖民统治晚期不成功的宪政改革以及确立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半民主”的尝试，还是冷战后欧洲和美国的“民主促进”，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大中东倡议”，都是影响中东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变量，尤其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政权更迭和民主改造，使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枪口下“被民主化”，但至今二者的民主转型仍是希望渺茫的两锅民主夹生饭。2010年以来的中东变局同样深受西方的深刻影响，美欧采取了包括民主价值输送、舆论谴责与外交压力、经济制裁、军事干预在内的各种手段对“阿拉伯之春”施加影响，以致有观点认为“阿拉伯之春”是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胜利果实，是“布什的胜利”和“美国的成功”。西方的干预尽管客观上对阿拉伯国家民主观念的进步，以及作为外在压力促使阿拉伯国家进行民主改革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通过军事干预进行政权更迭以及在干预过程中执行双重标准的恶劣做法，都对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