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治哲学不但显现于伟大著作之中，而且是人们在公共领域的行为指南，成为对公共性商讨与争论的技艺之道。在公共生活中，政治哲学不仅是实然状态的反思与应然状态的解释，更是实现这种反思与解释的技艺之道。超越追求中立性政治真理的局限性，政治哲学需要为人的政治选择提供判断、决定、主张或服从的能力，这是它的实践性所在。而这体现在：在超越追求客观共识的政治科学与追求最优结果的政治哲学之上的，是使人真正具备积极的批判思维能力、建设性的问题解决能力、完备的阐释能力、包容的沟通能力以及系统性的信息控制能力等为要件的作为公共生活技艺的政治哲学。由此，政治哲学不再是空中楼阁，既揭示了政治事务的争辩本性，又实现了人在追求理想政治状态过程中变得更加明智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政治哲学；公共生活；技艺；正义；政治争辩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公正话语体系构建研究”（项目号：13CZZ002）与中国矿业大学基础与新兴学科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进展研究”（项目号：0421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亓 光（1983-），男，江苏徐州人，政治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相关研究。

　　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事物（政治理念与政治问题）的系统性研究，是关于政治生活本真的理性求索，是全面理解政治现象的追问，也是对政治行为原则等问题的批判性阐释。对政治事物而言，任何存在政治生活经验的领域都会产生技术性与理论应用性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可以通过多学科及相应的教育加以解决。不过，无论采取何种解决方法，政治生活对每个理性人都将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反思问题，而解决此类问题则离不开政治哲学。“政治里永远潜伏着政治哲学，等待时机浮出水面。”[①]然而，假如政治哲学只是经典与精英的抽象思辨，那么它只是浪漫的乌托邦主义。事实上，政治哲学始终存在于政治争辩之中，是一种在政治争辩中以培养公共生活能力为目的的知识。“政治技艺，就是一种重新安排自然（包括人性自然）的东西：第一步是将它分解成最基本的单位，第二步是将它重新建构起来，使之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②]具体而言，这种技艺其至少包括理解的能力、表达理念的能力以及说服他人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政治哲学还会不断提升人的理解力，创造政治事物的乐趣与政治美感，与形形色色的人顺畅沟通，实现对现实政治议题的广泛讨论，使人对自身的政治行为产生辨识性体验以及智识性兴趣。简言之，这种在政治争辩中超越追求中立性政治真理的局限性的政治哲学被称为作为公共生活技艺的政治哲学，它能够且必然会为人的政治选择提供判断、决定、主张或服从的能力，即“（人）获得……能力”（The ability to……）。

　　一、政治哲学的核心技艺：批判性思考能力

　　政治哲学是人类自觉批判政治生活的哲学后果。对现实政治优劣的评价、对理想政治的定位及其对相关政治实践的权力反思等被认为是政治哲学批判性思考的典范。批判性思考超越了政治哲学的“古代与现代”之争，是其本质与传统所在。在古代，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相互传达]”[③]。而如今，罗尔斯和福柯则从政治哲学谱系的宏观与微观角度确认批判是政治哲学的基础思维。罗尔斯认为：“（政治哲学）更多的是通过给公民（在他们介入政治之前）传授关于个人和政治社会的某些理想观念来发挥这种（夯实民主思想和民主态度的基础）作用，在公民一生中某个重要的反思阶段发挥影响”[④]；福柯则提出：“哲学是一种诊断。诊断目前，就是说出目前的所是，说出我们的目前在何处不同于和截然不同于非目前，即我们的过去。现在，哲学的使命可能就在于此。”[⑤]批判，不是批评。批判性思考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技艺，应是具体的，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逻辑性政治思考。有别于日常生活的政治批评，批判性思考的基础是逻辑性政治思考。政治哲学崇尚的反思和质疑不是任意的，不是根据个人兴趣、情绪甚至关注点的变化而转移。我们不应将一些“政治牢骚”等同于批判性思考，因为这些言语背后缺乏政治立场、观点与方法的逻辑连贯性。判定政治哲学的经典文献的重要标准就在于其所进行的论述是否满足逻辑性政治思考的要求，要么创设一种逻辑化的政治批判，要么修正或调整政治批判的逻辑性。在现实中，即便是面对变幻不居的政治格局甚至是争辩的相对主义困境，逻辑性政治思考仍是政治选择的思维原点，使人们做出的价值判断能够建立在“可诠释”的基础之上。简言之，只有逻辑性的政治思考才符合理性政治思辨的需要，甚至在人们缺乏政治共识时，逻辑性的政治思考也能确认政治理性的重要性，并维系政治共识的可期性。

　　第二，提出“真”问题。政治生活不存在于真空之中，不会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一切本质存疑的政治概念往往都披着普世真理的外衣。因此，所谓“真”问题，既包括了科学的问题，也包括了正确的问题。前者指向政治现象的本质，后者关涉政治现象的情境。众所周知，苏格拉底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知道自己无知，而却忽视了他之所以出众则在于他准确发现问题的能力。问题意识的实质是提出合理问题即真正问题的能力。历史上，激进的政治鼓动、谣言、动员等也提出问题，但却是“虚假问题合理化”。因此，对政治事物意义的追求不是形式上的追求而是对真意义的探索。现实生活中，很多问题的存在是“制造的”，要么是一种行为后果，要么是一种意识活动。这样的问题具有客观性，却并不指向政治事物的真正意义。通过政治哲学所提供的批判性思考，人们所应具备的“提问能力”至少应该包括：质的厘清和界的确定。对于前者，诘问法是典型范例，特别是对于普通大众，“某些评价性真理没有关于评价性概念的本质的完全真理那么复杂，可以通过诘问法首先获得，一直保持它们的稳定性”[⑥]。对于后者，则为提问的效用性设定了边界，防止其陷入虚无或相对主义，即“人们如欲有所作为，必须注意两项标的——可能标的和适当标的；人们努力以赴各自的标的，尤应主义这些标的的可能性和适当性确实与本人的情况相符合。”[⑦]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正确问题就是在寻找问题的合理性标准。

　　第三，辨明关键议题。政治哲学主要解决的是政治事物的意义问题。而政治事物的意义一般要通过两种方式表现，一是政治事物的语言现象，二是政治事物的行动现象。语言和行动交织在一起，既丰富了政治事务的意义层次、内容与持续性，又为理解意义带来的双重伪装。对于前者，维特根斯坦就认为人类生活不过是“语言游戏”，在言语的意义之外不存在其他意义的存在形式，而词的用法决定词的意义，因此我们所要确定的是只是语言游戏的规则。而后者则认为政治事物的关键在于“实践”，运动和变化是它的意义所在，因而维持合理的变化和平稳的运动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在精确与实践之间，政治哲学仍是模糊的思辨。意义的追索寄身于争辩之中。作为公共生活技艺，政治哲学提供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要使每一个人具备在论辩中不断自觉地将关键议题从政治现象的语言与行动的包裹下呈现出来，进而将关于意义的论辩维持在指向本质、原因、内容、必然性、现实性的层面，而不局限于现象、形式、后果、偶然性与可能性中。在此基础上，面向更为具体的境况分析，批判性思考有助于人们从模糊数据得出精确结论，从而明辨争辩正反双方的诉求、权衡各自利益与相关诉求的共契度，并为评估提供充分准备。

　　第四，评估备选方案。政治事物随着经济社会特性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种变化的持久性与广泛性塑造了多元化的政治理念、观念和意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变革的速度、强度和波动程度都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宏观政治架构、中观政治议程与微观政治问题同时存在，不同层次和水平的政治性可能方案多如牛毛。尽管包容是现代政治的精神气质，但是任意、无辨别、无立场的“多元化”必然背离对政治生活的意义追求。施特劳斯指出：“所有的政治知识都是由政治意见环绕和点缀。……政治生活的实质由政治知识与政治意见的混合所引导。因此，所有政治生活都伴随着用政治知识取代政治意义的努力，这种努力或多或少是连贯而且艰辛的。”[⑧]当然，政治家需要具备高度的政治知识、理解力、智慧与技巧。即便是“群氓”，也应通过政治哲学的教育，在批判性思考能力的训练中获得抵御意见强制与观念蛊惑，防止“私欲”扭曲公共性判断，养成对可能方案产生审慎质疑的辩证评估能力。

　　最后，区分复杂关系。区分是哲学的基本技能，从二分法到辩证法，本质都是解决如何区分与怎样对待区分的问题。在学理层面，政治哲学内部关于区分的态度多有不同且难以调和。在现实政治中，即便是持不同态度的政治哲学流派仍期待弥合区分之阂而实现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⑨]从公共生活技艺的角度，政治哲学从三个方面为人们提供了具体区分的能力。其一，考虑“他者”。政治哲学通过关于政治事物的争辩，特别是行为和话语层面的阐释、沟通与共同参与，使人们走出主体支配或优先的限制，培育了一种交往理性。这一能力使得人们获得了考虑他者的能力，“并与各种自成总体性的传统、社会实践以及切身的复杂经验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无疑并非知识通过家族相似性的网络而建立起相互联系，它们展示出了一切生活世界的共同结构。”[⑩]其二，区分目标、原则与普遍对象的能力。对于政治事物，不论是主张还是争论，都围绕目标、原则和普遍对象而展开，但它们常常混成一体，从而造成误解与错误判断与行动。因此，测试政治哲学的重要方式，就是看它能否且在什么程度上把目标、原则和普遍对象的条理引入人们“对一个宽广领域的诸问题的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之中”[11]。其三，对事实与价值的分辨力。政治哲学视域中的事实与价值，不是对以二分为条件的支配关系的判定，因为政治争辩中映现的无限繁复的情况，以及支撑它的无限材料及其调整，并不是政治哲学的任务。政治哲学提供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不是过度的智慧，而是以政治价值的概念去理解存在的政治事物。正如黑格尔所言，“每个人都有手指，能拿起画笔和颜料，但他并不因此就是画家。关于思维也是这样的。……，正确的思维是对事物的知识和认识，所以我们的认识应该是科学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