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注重资料收集，论述有理有据，堪称古代中韩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本书是作者继《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后的第三部学术专著。作者在解释唐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时虽采用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朝贡体制”（或称为“册封体制”），即“从中原看周边”的视角，但在搜集资料时，却对葛兆光先生“从周边看中国”的观点进行了吸收，他利用自己曾经在韩国留学、熟谙朝鲜语及韩、日学界的研究动态，以及多次出席韩、日学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机，最大限度地搜求韩、日等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这样作者对国际学术动态就了如指掌，视角更加宽广，加之论证缜密，得出的结论自然令人信服，难怪李鸿宾教授称此书是“中国大陆学术界吸收韩国（包括日本）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并将其推进动较高层次的一部比较典型的作品”。（李鸿宾《跋》）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书是目前学术界研究唐代中韩关系史的一部力作。

　　第二，科学界定人唐高丽、百济人涉及概念，正本清源。据我了解，以往中韩学界将高丽、百济人唐者定位“遗民”，而作者在本书中则使用了“移民”的新概念。“遗民”与“移民”是含义不同的两个概念：“遗民”一般是指不脱离原住地或母国就能谋生的群体，而从汉语的语境考察，移民“是指那些脱离原住地或母国到另外地区或国家谋生的群体”（李鸿宾《跋》）。高丽、百济移民进人唐朝境内后，“其本人以及后裔均已成为大唐帝国的臣民，如果仍以‘遗民’视之，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并会给研究工作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杜文玉《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更加明确移民群体的概念，作者“将高丽、百济迁往唐朝内地即人唐高丽、百济官民统称为高丽、百济‘移民’”。（拜根兴《前言》），这比中韩学界此前使用的“遗民”概念更加合理，也更科学，因而成为本书的一个亮点。

　　第三，采用“二重证据法”与野外调査法并重探讨问题，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二重证据法”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发明的一种治学方法，该方法立足于考古资料，并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以此来解决历史问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拜根兴教授的《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其资料立足于考古资料的墓志，这从书名的副标题“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即可明了，具体地说，作者著作中收录了西安和洛阳出土的高丽移民墓志21方、百济移民墓志11方。作者释读墓志并进而解决高丽、百济移民问题时，除了阅读《金石录》《宝刻丛编》《金石萃编》《海东金石苑》近20种志石文献及相关论著外，又阅读了《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唐六典》《通典》《三国史记》等30种文献，可以说是对“二重证据法”的活学活用。作者不仅重视“二重证据法”，同样重视野外调查法，在上篇第四章《踏访高丽移民遗迹的实践与探索》和下篇第二章《入唐高丽移民遗物、遗迹的现状及其分布》、第三章《高丽末代王高藏在唐生活及其冢墓探讨》中，都有这种方法的应用。具体地说，作者利用外出开会之机，曾专门前往洛阳考察高丽移民泉氏家族墓地；又近水搂台，前往西安东郊高丽末代王高藏墓地探访，赴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考察新发现的百济人祢氏家族墓地。作者强调指出：“通过踏访高丽遗民遗迹，获得一些文献资料中难以找到的内容，对于深化、完善研究，拓宽研究视野具有重要意义。”（第82页）由于作者研究方法正确，得出的结论自然令人信服。

　　第四，从中原看周边的核心视角切人，符合古代中韩交往的历史事实。在唐代以前，中原王朝就巳与周边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一种“朝贡体制”（或称为“册封体制”）的关系。到了唐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继续保持着这种关系，如贞观二十年唐军破薛延陀后，唐太宗幸灵州(治今宁夏吴忠市），铁勒诸部回鹘、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丹、奚、浑、斛萨等十一姓的各遣使朝贡并要求列其地为州县就是证明。在朝贡体系的框架下解释唐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无疑是以半岛诸政权作为藩属角色看待的，这是由双方不对等的地位决定的。李鸿宾教授指出：“从唐太宗出兵高丽、高宗持续用兵于此，到高丽臣服、新罗统辖半岛，这一系列行动的背后，体现的就是宗藩关系的确立。”（李鸿宾《跋》）作为宗主国的唐王朝，不仅可以对朝鲜半岛诸政权的统治者赐以王爵称号和财物，还可以在其辖区内设置军事、行政机构；而作为藩属国，朝鲜半岛诸政权的统治者，不仅要定期派使者朝贡，更重要的是要向唐王朝派遣质子以示忠诚。如新罗被唐王朝扶持是用来牵制和打击高丽和百济的，它的藩属地位没有改变，必须派遣质子以示忠诚，正如作者在《〈大唐平百济国碑铭〉相关问题考释》一文中所说：“行军大总管由唐军将领担任，下设三名副行军大总管，其中之一则由熟悉百济情形的新罗武烈王金春秋派遣在唐的质子金仁问（王子）充当，以便协调唐与新罗对百济的战时关系。”李鸿宾教授又说：“作者撰述的意图仍旧是传统中原核心说的再现，亦即朝贡体系的进一步伸展：从中原看周边成为支配此书作者观察问题的一个核心视角。”李教授的评说是允当的。

　　第五，微观实证释读，新见迭出。作者在前言中开宗明义，指出他要讨论的问题是“探讨高丽、百济移民出现的背景，人唐途径及路线，唐政府对移民的措施，移民及其现存遗迹遗物分布等，第一代移民之后与唐人的融合等问题，力图勾画在唐朝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国策下人唐高丽、百济移民融人唐人共同体的曲折历程”。作者的研究，不仅全面而具体，而且新义迭出，试举例说明之。如唐朝出兵高丽的原因，作者分为表面、深层次两方面：“所谓表面原因，即是唐朝认同并主张的中国天下秩序观念，唐朝以此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指针，周边众多的国家都支持并认同唐朝担当维持者的角色。所谓深层次缘由，就是对置留高丽的隋朝俘虏现况的关注，以及辽东地域归属的执着眷恋心态。二者紧密结合，成为唐朝出兵征讨的动力。”（第30页）再如，作者在研究祢宴进墓志时指出：“韩文中‘植’与‘宴’发音相同，祢宴进应是祢植人唐后根据原名读音改定的汉字名字，推证墓主祢宴进就是文献中出现的‘祢植’。”（第97页）在研究祢仁秀墓志时，作者重申了这种观点：“笔者依据祢宴进墓志铭所及祢宴进人唐后担当的正三品官职及所受的重视，推测文献资料中的祢植，就是人唐后担当左威卫大将军的祢宴进本人。……祢仁秀墓志证明了史料中的祢植就是祢宴进墓的主人祢宴进。”（第131页）又如，韩国学者卞麟锡教授认为宋人张礼《游城南记》中的“高丽曲”在今户县宋村（原名高力渠），而作者以为《游城南记》中的“高丽曲”，应该是在距西安城较近的地方，而非书中比定的原高力渠所在地（第144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第六，章节设置平衡自然，谋篇布局自成一体。书前有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杜文玉教授的《序》和作者《前言》，书后有《参考文献》、李鸿宾教授《跋》《后记》。全书由上篇、下篇、附篇组成。上、下篇是全书的主干，系作者近十余年来在此领域发表文章的总汇；附篇收录32方墓志铭文，系作者从各种期刊和著作中搜寻而来，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上篇名为《高丽、百济与唐朝关系及移民研究》，由《高丽与唐关系：高丽移民人唐的起因》《高丽移民相关问题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唐人对高丽及高丽移民的认识》《踏访髙丽移民遗迹的实践与探索》《人唐百济移民研究的现状》五章组成；下篇名为《高丽、百济移民遗迹分布及个案研究》，由《人唐百济移民遗物的现状及其分布》《人唐高丽移民遗物、遗迹的现状及其分布》《高丽末代王高藏在唐生活及其冢墓探讨》《百济移民祢宴进墓志相关问题》《高丽移民高性文、高慈父子墓志相关问题》《高丽移民高足酉墓志铭相关问题》《李他仁墓志涉及的几个问题》七章组成。全书章节平衡自然，谋篇布局合理。另外，作者是一个有心人，他不仅重视考古资料中的墓志铭文，而且对墓志铭拓片也很看重，书前汇集29方墓志拓片的精美照片，就是明证。29方墓志拓片的精美照片，在研究高丽、百济移民的相关问题时可以参详、比照，而在读图时代则为本书赠色不少。

　　作为学术著作，本书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是附篇体例不同一。前已指出，附篇收录32方墓志铭文，系作者从《全唐文》《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赵超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赵力光主编）《社会科学战线》《东北史地》《文博》《碑林集刊》等各种期刊和著作中搜寻而来，这就存在体例不同一的问题，如每方墓志铭的铭曰后各段末尾“其一”“其二”“其三”，有的放在圆括弧内，有的则不加圆括弧；有的放在每段末尾句号前，有的则放在每段末尾句号后。作者是想保持资料的原貌本没错，但我个人认为应体例统一（后加按语以说明之），见仁见智吧！

　　本书虽然存在少许不足，但与上面我们论述的六方面优点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因而仍不失为一部值得重视的上乘之作，用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杜文玉教授的话来说，该书既是一部值得重视的古代中韩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力作，也是一部颇见功底的探讨唐代民族史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