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主流的边疆观大都是由历史学者和民族学者最早提出，并大量阐释的，这种传统边疆观一直主导着后来者对边疆的认知，使边疆学研究的视野没有得到拓展，研究方法没有得到创新。近年来，我国政治学学者积极介入边疆问题的研究，逐渐形成了政治学的边疆观，作为一种新边疆观，为中国边疆学研究注入了新气息，也为中国边疆学研究开辟了新道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发表了杨明洪教授的《反“边疆建构论”：一个关于“边疆实在论”的理论解说》一文，杨教授基于传统边疆观的视角对政治学的边疆观进行了一些解读，大概由于跨学科的缘故，杨教授对政治学的边疆观仍然存在一些误读。为促进其他学科对政治学的边疆观有一个基本且正确的了解，本文试图以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全面阐释政治学视角中的边疆观，一方面增进各学科的学术交流，另一方面为中国边疆学的建设作出政治学者的贡献。

　　一、传统的边疆观及其评析

　　古代典籍中最早出现“边疆”一词是在《左传》中，“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这里的边疆，就是指离国家行政统治中心区域较边远的疆土。从秦汉以后，我国的边疆意识、边疆观念逐渐形成，特别我国古代大量边塞诗词的创作和广泛流传，使官方和民间都形成了关于边疆的刻骨铭心的认知：荒蛮苍凉、人烟稀少、蛮夷所居的边地、边塞、塞外。

　　近代以来，随着我国边疆危机的爆发和加深，思想界掀起了边疆研究的三次高潮。“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形成的标志是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开始形成了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二是突破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贴近现实、选题深化、成果众多的特色。”在庞杂的研究成果中，对“什么是边疆？”这个基础理论问题始终存在着见仁见智的分歧，难以达成共识。总结学者们对边疆的认知和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地理边疆观。这种边疆观认为远离政治统治中心的边远区域，就是边疆。又可以细分为王朝国家时期的边疆观和民族国家时期的边疆观。王朝国家时期的边疆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区域，没有明确的范围和界限，只要是远离都城（中心）一定距离（遥远）的地方都可以称为边疆。距离都城越远，边疆属性越显著。民族国家时期，由于有了国界线和主权意识，地理边疆观又赋予了新的内涵，即指国家毗邻国境线以内的边缘性领土。“专就地理的立场，边疆是一个纯粹空间的（spatial）概念，凡是沿着国界的一带的区域都称为某国的边疆。”“凡国与国之间标识其领域主权之区别者曰‘国防线’，接近‘国防线’之领域，即边疆也。”

　　文化边疆观。认为边疆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距离政治中心较遥远的区域，更重要的是这一区域的文化与政治中心区的文化存在较大差异。“没有文化的分界，就无所谓边疆的存在。”秦汉以来，我国中原地区以发达的农耕文明为基础，形成了所谓的“华夏文化”，人们习惯于把华夏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称为内地，而把非华夏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称为边疆。在我国由于非华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均属于少数民族地区，所以一些人也习惯于把少数民族地区称为边疆。“文化的边疆，系指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而言。如谓地理的边疆基于属地主义，则文化的边疆可谓基于属人文主义。”文化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这类‘边疆’，是指中国与外国毗邻之地区与‘中国民族’的‘我群’文化上有差异的‘他群’。”

　　经济边疆观。认为边疆是在国家范围内经济开发不足，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经济边疆观是受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美国边疆观的启发而提出来的。特纳指出：“在拓殖进程中，边疆是浪潮的外部边缘——野蛮和文明的交汇点。”；“边疆是美国化最快速和最富有成效的地带。”；“边疆的开拓就意味着逐渐摆脱欧洲的影响，和主见增强美国的特征。而研究边疆的开拓，研究在这一进程找过你成长起来的人们，以及它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果，就是研究真正的美国历史。”

　　政治边疆观。这种边疆观又进一步分为两种，一种认为实施有别于腹地核心区政治制度的其他地区都是政治的边疆。“至今各省尚行旧日边政制度之地，即为政治的边疆。”另一种认为边疆就是指划分国与国之间主权范围的国界线附近的区域。这一区域是一国的统治由“治”向“不治”过渡的特殊区域，国家的政令在这一区域远不如内地那样有效。“指有清晰政治地理界定的国界，包含陆界和海界，实质等同于国与国之间标识和捍卫其领土主权之区别的‘国防线’。”要注意的是，政治边疆观尽管是从国家政治统治或国家治理的角度剖析边疆的内涵，但其并不是完整而系统的政治学意义上的边疆观，这种边疆观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以上几种边疆观主要由历史学和民族学的学者提出，其研究的历史较长，参与研究的人员规模较大，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所以，历史学的边疆观和民族学的边疆观在我国边疆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是当前主流的边疆观。这些研究成果为今天站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时代高度、新的学科角度来对边疆问题进行再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和学术营养。以往边疆研究兴起的背景要么是边疆危机爆发、国家危亡严峻的历史时期，要么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诱发了大量的边疆矛盾和边疆问题的历史时期，这些研究成果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具有典型的“刺激——反应”的被动性。其时代的局限性、学科视野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这样的边疆观主导着公众和政府对边疆的认知，会制约着边疆的治理效能和发展实践。因此，我们现在需要以新的时代需求，新的学科视角来建构新的边疆观。

　　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即将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处在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时刻，把国家治理——跨境区域治理——全球治理进行适度结合，既是当前我国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又是我国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如果我们以世界眼光、战略思维来研究和规划今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边疆在国家治理和发展中的地位就会显著地凸出出来。政治学者周平教授总结认为，边疆对国家治理和发展主要有以下意义：一是影响国家的规模；二是提供物质财富，增强国家实力；三是为国家发展持续提供资源；四是为核心区提供安全保障；五是影响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边疆在国家治理和发展中的地位凸显，就需要建构与边疆地位相适应的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先导性的边疆观，以便为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强而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