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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执政文化是贯穿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一套赋予意义和秩序的观念、原则、态度、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它具有权威性、法制性和政策性的基本特征。执政文化对于执政系统的建立和稳固、执政体系的运行,对于塑造民众的政治思想和心理,引导和调节民众的政治行为,具有重大导向作用。
【关 键 词】执政;执政文化;执政系统;执政过程;执政文化功能
在庞大的文化体系中,有一种在民主政治共同体中起着支配作用的特殊文化形态至今不被人们所认识,这就是政党的执政文化。它有不同于政治文化和政党文化的特质,成为政党政治国家的文化主导;它植根并流动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之中,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文化功能。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创性的探讨。一、执政文化及其与政治文化和政党文化的关系
1.执政文化的涵义
政党执政,是政党运用国家权力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显性的活动是政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构建、权力的配置、职责的规范、政策的制定,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在这轰轰烈烈、生机勃勃的执政活动中,潜在的是一种文化元素的活动。政党特有的执政行为,缘于执政思想、原则和价值作支撑和支配,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一刻也离不开一种专门的导向,这种导向,就是执政文化,它是贯穿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一套赋予意义和秩序的观念、原则、态度、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是关于执政的思想、制度和心理的凝聚,发挥着执政的导向作用。
执政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弥散于整个执政活动之中。例如,政党执政有其执政目标,即执政所要达到的经济社会发展理想状态;有自己的执政宗旨,体现执政党的政治立场;要构建一种政权运作体制和机制;考虑如何凝聚民心,启发民智,开拓民力,提高执政绩效;如何规范权力行为,引导官员清正廉洁;对整个社会系统如何规范,用什么来规范,保障社会运行的有序性;如何广泛地吸纳执政资源,借鉴优秀的世界文明成果;民众如何认知、评价政府的政治过程和政治输出,如何摆正个体在执政体系中的角色态度等。看起来十分凌乱繁杂,但是,其本质却是一致的,似乎有一种灵魂作统帅,使执政体系运行起来井然有序,究其根源,就在于执政文化对执政行为的导向。这种导向是潜移默化的,这在一个政党执政较长的国家里表现得更加明显。
2.执政文化与政治文化和政党文化的关系
第一,执政文化与政治文化和政党文化相互联系。政治文化和政党文化,为执政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执政文化建立的文化基础。首先,从执政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看,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对政治共同体及有关政治制度的观念、态度,是调节政治行为的价值观念。执政文化要在一定程度上顺应这种态度和心理,如果背其道而行之,完全不顾民族习惯、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另搞一套,就会遭到民众的反对,政党就可能丢掉执政权力,执政文化就无从谈起。其次,从执政文化与政党文化的关系看,一方面,政党文化是政党系统起导向作用的思想、信念、情感和价值观,是执政文化的重要母体,执政文化建立于政党文化基础之上。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政党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执政文化,执政文化决定于政党文化。另一方面,执政文化是政党文化的重要实现形式,它不仅把政党文化精神贯彻于执政系统的建立和执政运作过程中,同时,还把政党文化精神推广于政党组织之外,也就是通过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制定国家法律、制度、政策和行为规范,使民众形成对执政系统和行为的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政党文化通过执政文化影响了所有民众。
第二,执政文化与政治文化和政党文化的区别。首先,执政文化不同于政治文化。执政文化主要指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思想、信念、原则、制度、观念、态度和价值观等,是既定的执政党对国家政权的执掌和运作的法则、机制、程序及其目的和意义的综合表现,是政党的理想信念、思想理论、纲领目标、制度政策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贯彻落实,具有明显的政党文化色彩。这种文化是一维的,不存在也不允许有其他表现形式。而政治文化的内容更加宽泛,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各种政治亚文化的存在就使政治文化具有多维性。执政文化与执政党密切相关,而影响政治文化的因素则多得多,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政治文化。其次,执政文化与政党文化的区别。政党文化是对政党内部的引导和调节,不能直接了当地作用于民众,调节民众行为。执政党的政党文化对执政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执政党决不能绕开国家政权运作规则和程序,直接灌输政党文化。政党执政,是政党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共产党执政,是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那么,也就形成了执掌国家政权的目标、思想、制度、计划、政策、体制、方式,政党和民众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理想、信念、态度、情感和价值观,这就是执政文化。执政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是政治文化和政党文化所不能替代的。
二、执政文化的特征
1. 执政文化是一种权威文化
执政权力是政治权威和法律权威的统一,是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必备手段。无论是君主专制体制,还是民主政治体制,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都离不开国家的执政权力,都需要运用权力贯彻统治者的意志,推行国策;都要树立强大的执政权威,要求民众绝对服从。恩格斯指出:“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取得到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维持自己的统治”,就是执掌国家政权,就需要权威。具有合法性基础的执政权力的运作,“命令”和“服从”就是一种合理的必然关系。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入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在政党执政中,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多种形式的“命令”与“服从”的相互关系。其实,君主专制政体也是如此。如果误以为靠“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来规范权力运行就是专制而企图否定“命令”和“服从”的话,那么,无论是政体效率,还是社会秩序,都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了“命令”与“服从”的合理性,才使执政系统的组织和个体都自觉地行驶于这种轨道,形成一种观念、习惯、态度等心理倾向,也就是一种执政权威文化。
2.执政文化是一种法制文化
执政不同于政党内部活动,它需要法律的规范和保障。正因为如此,议会党会通过展示先进的纲领,投入对群众的忠诚,取得民众的认同,获得并保持执政权力。以革命方式取得政权的党,要建立法律体系,把民众认同的意志变成法律,依照法律治理国家,也就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法律,深刻地反映了民主的理性精神,是民主政体的最有力的维系。正因为政党执政是依照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那么,国家根本大法、基本法律和具体法规,就是执政的准绳。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成为政党执政的重要规定。共产党执政最重要的理念就是依法执政,执政为民。在这样一种法制环境中执政的国家机关人员,就会把法律的规范和约束变成理性的认知和情感的反映,从而形成了法制文化。不仅如此,法制文化是一种权利优先的文化。它规定了公民和法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执政系统的个体成员和单位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应有权利,并熟悉和遵循着法律规定的规则和规程。整个社会的权利意识,或者说法律意识会不断增强,这种法律意识,就是一种文化。政党执政,也就有了法律思想、观念、习惯等文化精神的支持。
3.执政文化是一种政策文化
执政的构成要素,归纳起来,包括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两个层面。执政系统是执政的主体,是执政活动的组织者。实现执政目标,履行执政职能,是通过丰富的执政过程来完成的。执政过程,是一个执政输入和执政输出的过程,前者是集中民众智慧,吸收社会意见,进入决策,制定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权威政策,后者则是政府机关和司法部门推行政策,民众对政策的贯彻落实。在执政输入和输出中,执政系统掌握了一套思想原则、标准及其方法和技巧,形成了一整套庞大的政策体系。政府官员在执政行为中首先要有很强的政策观念,一切行政活动,都要按照政策办事;其次,政策是执政行为的准则和基本依据,因此,必须掌握政策,熟悉政策内容;再次,要忠实于政策,执行政策,态度坚决,并善于把执行政策与实现民众利益结合起来。领导水平的重要内容是政策水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必须提高政策水平。重政策、懂政策、善于用政策,是执政者的重要理念,是执政者政策文化的反映。政策是民众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准则,它界定了各个领域的实施范围,给予了政策受惠者以发展空间。具有一定素质的公民和法人都十分清楚,选择一种发展方向,开展一项职业和社会活动,首先必须了解政策,勘明政策边界,争取政策支持,寻求政策保护,享受政策优惠。熟悉政策和用足用活政策来发展事业,是民众共有的政策意识。更有精明者,会勘察政策真空地带,在政策没有不允许,没有涉及到的领域内,独辟蹊径,这是另一种政策意识,是一种更高境界的政策文化。
三、执政文化的功能
1.执政系统层面的执政文化功能
第一,执政文化对执政系统的建立和稳固的作用。政党执政必须获得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接受,因此,政党必须向民众传导自己的政治主张、奋斗目标、制度纲领、政策措施、思想理论、宗旨道德等,让民众认知自己,进行理性评价,变为民众的理想、信仰,使之产生心理倾向,进而作出行为选择。政党或通过选举方式,赢得多数民众的支持;或集中代表民众意愿,领导民众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的执政体系。无论通过哪一种方式取得执政地位,都是一个新的执政文化淘汰旧的执政文化的历程,都离不开执政文化的支撑。巩固执政地位同样需要民众的继续认同,民众对执政党继续持有政治取向,政党就有了执政合法性。派伊认为,政权的合法性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治体系的施政能力,另一个方面是民众对政治体系的情感,人民对系统权威发生分歧的看法,政府的结构与作为因崩溃时,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指出,避免合法性危机,必须保持必要的群众忠诚,需要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如何获取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呢?靠民众对政党的执政目标、制度、行为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民众安于执政秩序之中,满足于政党的执政意义,是建立在政治理想、信仰观念、情感态度基础之上的,是执政文化所使然,具体说,是执政文化的调节和导向的结果。可见,执政文化对执政体系的影响作用十分重大。
第二,执政文化对执政体系运行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关于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国家管理制度和国家机器;二是关于政治思想、文化观念等。第一个层次可以说是执政文化的体制形态,第二个层次是执政文化观念形态。如果把第一层次比作执政文化的“硬件”的话,第二层次则是执政文化的“软件”部分,“硬件”部分对执政体系运行起到一种硬性规范,而执政文化能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形成清晰的理性指向,使人们在政治行为中受到一种明确的导向作用,那么,执政文化,对执政体系运作,同样起到了规范和约束作用。它缘于执政文化为执政系统提供了“游戏规则”。这里所说的规则,一方面是由政党关于执政结构、权能、职责、制度以及体系内部关系的确定;另一方面则是在执政体系运行中,民众心理的执政文化规范,它体现为民众对执政系统的政治输出所作的认知和评价的规则,应该持何种态度,付出什么行动,发生什么作为等。由于民众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他们对党的执政行为,一般都会采取自觉支持的行动,这是执政文化发挥着规则作用的结果。总之,在执政体系中,由于形成了群体执政文化,因而也就运用执政文化规则“自律”着。这样,执政运行的道路畅通,秩序井然。
2.社会成员层面的执政文化功能
第一,塑造功能。个体成员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之中,要不断接受共同体的执政文化的熏陶,形成适应于该共同体的思想、信念、习惯、观念、情感和态度,与所在的执政体系溶为一体,成为庞大群体的一员。这就是执政文化塑造功能的体现。执政文化对个体成员的塑造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执政系统会以多种方式向所有社会成员传导其思想理论、信念原则,进行政治输出,也就是实施其法规、政策和措施,形成一个强大的执政文化“场”,使社会成员灵魂深处吸纳执政文化“元素”,浇铸一种执政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个体成员会在生存和行为中,从精神和心理上判断他(她)所缺乏的执政文化要素,没有它,就无法溶入共同体,这样,个体对执政文化元素就有了自觉要求,需要有与群体相同或相近的信念、情感和价值观,这套体系一经成型,就会自觉地用这套信念、情感和价值体系来支配自己的政治行为。执政文化对个体的塑造完成,其基本模式就出来了,未来发展趋势也可预测,组织上的政治录用就有了依据。
第二,导向功能。在政党政治社会里,任何个体都要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具有自己的政治行为,而且是目标相对明确,方式相对规范的行为活动,个中原因,就是执政文化导向的结果。首先,执政文化影响个体对执政体系的态度。阿尔蒙德把政治导向归纳为认知导向、情感导向和评价导向,它综合作用于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态度。比如,对民族传统的遵从感,对民族振兴的责任感,对执政党的依赖感,对政府和公务员的信赖感,对政治输入的使命感,对政治输出的认同和忠诚感等,都是执政导向使人们产生的积极态度。其中,对政治输入的使命感,是执政导向的综合体现。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成员是以积极的态度参与、提出建议?还是冷漠处之?这会受到执政文化的影响。经过执政文化的塑造,个体的思想觉悟高、信仰明确、信念坚定、对执政系统信任、心理健康,就会对执政系统的执政行为过程表示关切,投以热情,奉献智慧,付诸行动。否则,就会态度消极。其次,执政文化影响个体在执政体系中的角色态度。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既定的政治体系之中,充当特定的角色。角色是确定的,而角色态度是不确定的,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有好与坏之别,有正向与反向的不同,有进步与落后的差距。导致角色态度的不同,决定于个体对执政体系和执政过程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从认知导向看,个体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态度不同,与其认知密切相关。例如,对执政系统的态度,首先决定于他对政党的认识。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就要认识什么是共产主义,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行动指南,为什么要推行现行各项政策,怎样看待执政体系中的腐败现象?等等。如果建立在正确的理性认识基础上,就会持认同和忠诚的态度,自觉地执行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认识模糊甚至错误,就会持盲目或消极态度,对党的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缺乏热情,甚至抵触或反对。情感导向对个体在执政体系中的角色态度具有重要影响。认知导向为个体角色奠定了理性基础,而情感导向的作用在人们的评价选择中不时体现出来。例如,政府官员如果溶于执政体系之中,对党有坚定的信念,就会对党忠诚,维护党的形象,坚决执行党的决定。否则,就有可能敷衍组织,甚至欺骗组织。执政行为中,虚报政情,夸大政绩,报喜不报忧,不说真话实话,就是对党不忠诚,缺乏情感的表现。情感导向还表现在个体对执政系统的政策、制度、政府官员的态度上。由于执政文化基础不同,如理想、信仰、信念、观念的差别,因而会表现出不同的参与态度。个体在执政体系中的角色态度,还与评价导向有着密切关系。评价导向以认知的理性作支撑,同时受情感的调节。如果认知正确,情感健康,个体就能融入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客观地评价政府官员、政府政策,主动参与执政活动,这就是评价导向产生的积极效果。如果处于一种与执政体系不协调,甚至是相对抗的政治亚文化状态,其理想、信仰、信念、情感与执政体系相悖,就会对执政系统及其执政过程持否定或歪曲的评价,在政治行为中一定是消极、反对或对抗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