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集权制度文化在制度变迁后以观念形态传承下来，至今有深远影响，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中，既要剔除集权制度文化的消极成分，同时要注重开发利用其整体为上理念、统筹兼顾功能和公平效率优势等现代价值。

　　【关 键 词】集权制度文化；规范性；观念性；现代价值

　　一、集权制度文化的观念形态

　　“制度文化是指制度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规范、制度及组织机构和设施等的总和……制度文化不仅包含着强制性较高的制度规范，如法律、法规等,也包含着强制性较弱的如风俗、习惯、道德等一般社会规范，其核心是作为精神文化的价值观念。”[1]这就是说，制度文化由制度规范和制度观念所组成。同理，集权制度文化也包含着规范性和观念性两个方面。

　　秦汉至明清，中国古代社会建构了一种同质性的国家权力配置和运行制度，即中央集权制，以中央集权体制和皇帝独裁专制为基本特征的制度不断完善和规范化，成为具有中国历史和民族特色的基本治国制度，构成集权制度文化的规则形态。封建政治制度被废除后，集权制度文化本体或制度规范不复存在，但是，寓于集权制度文本中的集权制度精神、价值功能被人们所认同、接受和奉行，并成为人们的意识、态度和行为习惯，这种观念性集权制度文化以不同形式传承下来，并融入了时代元素，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1．国家至上的理念。国家乃百姓之国家，并非一人或一家之国家。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君主却占公为私，将全民之国家变成一己之国家，正如黄宗羲所揭露：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2]而在统治方法上，统治者又巧妙地将一家之大私装饰成天下之大公，要求天下都要 服从国家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并以保护国家利益和加强社会管理为由实行中央集权制，加之儒家纲常思想的教化，培育了中华民族国家至上的理念，同时强化了中国人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当今，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需要努力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在强化中央权威的政治体制下，国家至上理念被广泛接受和践行。

　　2．追求统一的精神。历史表明，中央集权制度无疑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有效制度。春秋战国宣告了宗法分封制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商鞅经济上废井田、政治上废分封设郡县和重法治的改革实践，韩非的君主至上和法术势结合的集权思想证明了集权制度有利于富国强兵，地处西北边陲的秦国迅速崛起并横扫六国，集权制度也就成为秦始皇治国制度的必然选择。集权制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满足了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需要，此后历朝调整、完善和强化集权制度，都以实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为制度选择的价值追求，它契合了小农经济社会的心理，集权成为统一、安定乃至等级制条件下一定程度上的和谐的制度保障，人们将稳定和谐寄托于国家统一，将统一依赖于明君的必要集权，集权制度培育了人们与君主一道追求国家统一的精神，习惯于集权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态度。虽然现代的民主制度文化激活了人们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但是，当民族分裂和社会动荡问题出现时，人们几乎都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于强力政府的权威。

　　3．专制集权的思想。面对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乱的局面，先秦思想家们几乎都主张由独一无二的君主来统一天下，都从不同角度呼唤由中央集中国家权力。如孔子主张建立一个“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韩非子的中央集权和君主至上理论被秦始皇所采用，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法家思想虽然此后再没有成为主流治国思想，但是，其中央集权思想无疑为封建专制国家提供了一套理论和方法 ，与儒家“君权神授”、王权至尊、等级礼制相结合，使专制集权被社会普遍接受。“专制君主的权力地位受到社会文化的支持，人们并不认为君主是专制的，或者认为即使专制也无所谓，不认为君主有什么不合法，不合理的地方。人们区分的只是好君主和坏君主、好朝廷和坏朝廷。因此，朝代循环、形式变更，就成为这类专制政体难以被根本推翻的‘替身’，而真正的专制依然可以在人们的顶礼膜拜中大行其道。”[3]制度变迁后，专制思想失去制度依托，而集权思想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维护领导权威的体制环境中存留下来。

　　4．崇尚权威的意识。集权制度养成了君主和官僚的权威主义，培育了民众尊崇权威的意识。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对小农的保护和分散状态的小农经济对集权的依赖，是崇尚权威意识生长的肥沃土壤，正如马克思所言：“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4]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里，中央集权、皇帝专权、官吏操权主宰了小农的命运，派生了崇尚权威的社会意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众的权利不断得到扩大，尤其是基层自治性民主极大地赋予了民众的民主权利，但是，经济活动、政治生活等常常“被民主”的现实使人们难以摆脱权威的控制，潜意识里不得不崇尚权威。

　　5．官僚特权的观念。君主至高无上，唯其独尊，拥有特权，甚至可操臣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封建官吏或为中央辅政幕僚，或为地方父母官，拥有不同的等级特权，突出表现为可荫任亲属为官，一人为官，亲族仕进，如南北朝时期，高门士族子孙，二十岁自然为官，始任秘书郎、著作郎、散骑常侍等职，嗣后“坐致公卿”，出现了“三公之子，傲九束束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5]的现象。宋朝实行科举制，仍保留荫亲制，明太祖“定任子之法”，规定“台省六品，诸司五品，登朝历两任”者，可请求任子为官。由于各级官吏都有品级地位，掌握着公共资源，在官本位的社会里，他们都是上层社会阶层，高高在上，享受特权成为社会共识，这在当今仍有表现，如“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领导人说了算，“父母官”对下级的颐指气使，非公安系统领导违规置办特权车牌，公私不分的吃拿卡要，等等，都是官僚特权观念的反映。

　　6．效忠顺从的态度。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养成了中国人的臣民思想，表现为积极的效忠和消极的顺从的两种政治态度。凡是得到皇帝垂恩，无不感恩戴德，誓死效忠，皇帝是国家的代表，忠君就是爱国。加之王权至上，臣权君授等思想要求“为人臣，止于敬”，使效忠态度更加坚定，甚至“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6]效忠皇上，是政治伦理纲常。使各级官僚只为上级负责成为一种政治态度和情感，“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官运和生命）结局，他们只要把对国王的关系弄好了，或者就下级官吏而论，只要把他们对上级的关系弄好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图其私利了。”[7]相反，如果对上有不忠不敬行为，就会遭到惩处，严重者将会遭受灭顶之灾，这又衍生为专制集权制度下的顺从态度。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条件下，虽然人们效忠顺从的态度普遍有所弱化，但是还会伴随官本位、裙带关系而一同存续下去。

　　二、开发利用集权制度文化的现代价值

　　在民主政治建设中，人们更多地以批判的态度讨论集权制度及其文化影响，在接受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中，试图彻底否定集权制度文化的价值，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文化观，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否定其价值和肃清其影响，这不仅因为传统制度文化在同一民族国家制度建设中具有传承性，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C?诺思所言：“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连接在了一起。现在和未来的选择是由过去所型塑的”。[8]更重要的是传统制度文化与现行制度建设有会通之处，剔除集权制度文化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价值目的外，我们可以从中开发出积极成分，因此，应当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弘扬中华文化的要求，“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9]

　　在讨论集权制度文化的现代价值时，首先必须将集权与专制区分开来，专制实质上表征的是一种国体，反映的是国家权力归属，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国家权力归皇室所有，而集权则是指一种政治体制，即国家权力机构设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传统治国制度中将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专制集权文化，由此而使人们常常将两者混为一谈，其实，在制度变迁后，专制政治已经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而集权体制由于具有强大的整合资源和效率功能，由此几乎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选择，研究集权制度文化尤其是观念性集权文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发出现代价值并予以利用。

　　树立整体为上的理念。恩格斯说：“集权是国家的本质、国家的生命基础”，[10]因而，集权也就成为国家权力配置和运行的一种重要方式，集权制度成为古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其制度规范和观念所蕴含的原本价值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集权制度文化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多民族的团结融合是统一华夏后关乎封建统治地位的重大任务而被历朝重视的一项重要内容）、服从中央、担当责任和义务（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要求，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应将其转化升华为整体为上的理念，使民众从传统治国文化中吸取有益成分，不断强化国家意识、整体意识、大局观念、组织观念，牢固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增强向心力和团结力，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克服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发挥统筹兼顾功能。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与西部发展不平衡越来越突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应对好复杂的局势，既要解决好国内发展速度和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同时要及时有效地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给我们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从危机中寻找机会，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具有强大权威的执政体制，以统一思想，集中力量，统筹兼顾，促进科学发展，还需要一种能够有效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文化，赋予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的合理性，中国传统治国文化的合理成分契合了党的执政文化要求，人们对党的执政体制和权威形成了文化共识，集权制度文化在集中力量解决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发展中大国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

　　彰显公平效率优势。公平和效率始终是制度文化的价值追求。如果说公平价值内涵和实现程度在西方和中国制度文化中可以各说各话的话，那么，效率优势在集权制度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是不争的事实。因为集权制度文化强调建立单一制执政体制，中央与地方垂直领导，上级对下级层层节制，中央和主要领导者掌握着决策权和各种资源，这种制度及其文化在决断迅速、决策统一、政令畅通、执行坚决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思想渡难关等方面显示了其他执政体制无与伦比的威力，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和实施，在2008年的抗震救灾和处理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中得到充分体现和验证，被全世界所认同。这无疑是集权制度文化积极价值的现代意义之所在，值得开发利用。

　　当然，集权制度文化滋生了以权谋私的恶习、个人独裁的家长制作风、唯上不唯下和搞特权的官僚习性、盲目崇拜和顺从心态等消极影响十分严重，必须坚决克服。虽然如此，并不能掩盖集权制度文化的现代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共执政文化建设与传统治国文化的现代转化”（07XDJ004）阶段性成果。课题主持人：陈元中。

　　【参考文献】

　　[1]任　伟　麻海山：制度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前沿》2007年第8期第204页。

　　[2]《明夷待访录?原君》。

　　[3]曾小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独特类型及其特征，《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6期第30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页。

　　[5]《文献通考》卷34。

　　[6]《曾文正公全集?家训卷下》。

　　[7]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8][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10]《马克忠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