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理性选择理论的建构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注重演绎方法的运用，因其逻辑与现实的不尽一致而遭到广泛批评。当代不确定性理论的发展也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挑战，丹尼尔·卡尼曼即通过分析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的决策心理而提出期望理论，销蚀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从而使理性选择理论纠结于理性和不确定性之间，陷入了要理性还是要充分应对不确定性的两难境地。

　　关键词：理性选择理论；理性人假设；理性；不确定性

　　二战以来，经济学在社会科学诸领域中影响力越来越大，其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不断向其他学科扩展，从而形成社科领域中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格局。由于政府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往往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学研究方法渗透到对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分析中也就成为一个必然趋势。[1](P151-152)经济学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在政治分析中的运用产生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理性选择理论，其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通过缜密的逻辑推理得出精致的政治分析模型。由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建构依赖于抽象演绎，作为其理论根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否足够稳固就成为这一理论范式是否具有说服力的决定因素。学界对理性经济人假设及其在政治分析中的应用的评论性论作已经汗牛充栋，本文无意重复这些论调，而要从不确定性与理性的纠结这个角度对理性选择理论做一番考察，以期得出有价值的判断和启示。

　　一、理性人假设及其批评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根基，其将人视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在逐利过程中，经济人是自私的，道德考虑对其商业交易行为没有任何影响，其行为中也不存在兄弟情义和慈善，他的愿望就是通过不犯法的任何手段赚取他所能赚到的所有钱。[2](P491)理性经济人假设被引入政治分析后，传统的通过政治参与行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政治人假定被抛弃，转而认为政治领域中的行为主体，无论选民、团体，还是政治家和官僚，都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正如布坎南所说，“经济学家们一旦将注意力转向政治，他们就应该——或者现在应该——把公共选择者构造为效用极大化者。”[3](P37)追求效用最大化，不仅指经济人自私地追求物质利益，其还隐含着个体理性的假设，即人是理性的行为主体，掌握着足够的信息，可以无障碍地进行“成本——收益”核算。只有通过理性算计，才可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效用“最大化”本身即蕴含着理性算计的内涵。

　　理性，原本是哲学中的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从古希腊的逻各斯，到康德的道德律令，再到罗尔斯的正义法则，都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理性的认知和应用。依靠概念进行思维，进而从中抽象出某种普遍法则，这是理性在哲学中的功用，而社会科学中的理性与此有较大区别。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所谓价值理性即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其关注人的行为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而不看重其客观后果；工具理性则是完全相反的一种合理性理解，其是对实现特定功利目的之手段的思考，追求实现目的的最高效的手段。在此区分的意义上，理性选择理论所理解的理性完全就是一种工具理性，即一种算计能力，如安东尼·唐斯所说，“‘理性的’这一术语绝不是用于一个行为者的目的，而仅仅应用于他的手段。”[4](P4)由此，理性这一原本很复杂的概念被大大简化，仅仅成为一种计算效用高低的工具，有效性成为理性的评价标准。

　　理性选择理论在纯粹工具的意义上理解理性，并通过将其与追求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使理性选择理论试图建立起具有完美逻辑的模型。但是，逻辑上的完美往往并不能够与复杂多变的现实相符，尽管理性选择理论模型精致而完整，但却不能够充分解释现实，甚至与现实多有抵触，其关键在于充分理性的前提假设：“单独一个人的行为，不可能达到任何较高程度的理性。由于他所必须寻找的备选方案如此纷繁，他为评价这些方案所需的信息如此之多，因此，即使是近似的客观理性，也令人难以置信。”[5](P77)现实状况的复杂使得理性人假设受到来自不同学科和角度的广泛的指责和批评，如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心理学对行为动机复杂性的考察以及社会和文化研究对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元性的阐释等。

　　二、不确定性带来的新挑战

　　在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中，人被构想为完全的理性人，具有完备知识，可以进行功利计算，与此相应的是，人所面临的世界被认为具有确定性，这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密切相关。在西方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的方法论中，抽象演绎法和现象描述法同行并存，其后，经济学的这两种研究方法开始分化，抽象演绎法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那里得到精致化，并且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法。抽象演绎法试图在缜密的逻辑推理基础上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规律，牛顿运动定律在物理学中取得的成功对经济学科学化的这种努力影响甚大。[6](P24)在这种研究取向中，经济行为主体被认为具有完备的知识，所面对的是一个确定性的世界，可以做出完全理性的判断和行为。因此之故，直到凯恩斯主义之前，亚当·斯密对于个人自利行为自动推动社会发展的论断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论调，完全竞争、市场出清的一般均衡理论也是其核心内容。

　　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对政治的经济分析，继承了经济学的这种主流假设。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个人及团体行为的出发点始于理性决策，一如经济学范畴中的理性决策，其建立在充分理性和确定性的假设之上。尽管理性选择理论影响甚大，但是，如上文所言，对这种政治经济分析的批评从来没有间断。政治活动本来就与纯粹以追求利润和利益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有区别，缺失了这种区别，政治学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以经济学方法进行政治分析本身就值得商榷。更何况，在经济学的新近发展中，理性经济人假设也面临着更多的批评和挑战，而不得不将不确定性纳入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以及决策理论获得发展的最突出表现即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有了充分的认知，意识到个体的认知和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决策过程中必须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因素。在各种领域的决策行为中，决策不再被视为仅仅是一种完全理性的信息梳理和收益计算，价值取向、情感态度、习俗文化、制度结构等各种个人理性之外的因素在深刻影响着人的决策行为。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将心理学研究成果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关注人们在不确定状态下的决策方式，提出了解释决策行为复杂性及不确定性的“期望理论”，并形成经济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行为经济学。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人们在危险及不确定情形下的选择会有一些与期望效用理论的基本原则不一致的影响，特别是，与在确定性环境下所得的产出相比，仅仅有可能会得到的产出往往被人们低估，这种“确定性效应”导致在有把握获利的选择中厌弃风险，而在肯定会有损失的选择中则追求风险。另外，为了将二选一的选择简单化，人们在决策中一般会漠视各备选方案的共有因素，而关注于使其相互区别开来的因素，由于不同的区分标准和方法会产生不同的分类效果，这种“孤立效应”就导致了选择过程中的偏好不一致。[7](P263-292)这样一来，在危险及不确定环境中，人们的决策并不会仅仅取决于对结果的期望本身，期望与环境所致的结果之间的差距会成为人们考虑的一大因素，人们在决策中的判断会更多地来源于某些捷径或价值原则。

　　传统理性假设将人视为充分理性的，人们在个人偏好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决策，试图达到期望效用的最大化，并未考虑环境以及决策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及不确定性，而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期望理论”则揭示出决策行为的非理性特征，从而销蚀了理性选择理论的根基。其实，不确定性并非经济学研究中的绝对新事物，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有人提出要关注经济决策的不确定性问题。富兰克·H·奈特（Frank H. Knight）在1921年出版《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认为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假设是不切实际的，漠视了现实的复杂性，因而，他从区分分别存在于理论中的和现实中的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入手，引入风险和不确定性概念，指出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两种竞争模式的本质区别，从而揭示出利润的来源。[8](PⅧ-ⅩⅢ)正是沿着奈特所开辟的关注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的研究路径，丹尼尔·卡尼曼才在2002年因其在这方面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不确定性挑战了完全理性人的假设，从而威胁到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但是，在理性选择理论的经典著作中，我们却看到了理性和不确定性的共存。安东尼·唐斯关注于民主政治中选民与政党的理性行为，其所构建的模型的重要基础之一即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是对事件的过程缺乏确定的知识。它可能出现在政治决策过程的任一个阶段，并且通常通过影响政党和投票人决策时的自信水平，对两者施加影响。”[4](P74)乍看之下，这是极其令人费解的，既然环境是不确定的，那么决策者如何实现理性选择呢？

　　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弄清不确定性在他们的理论建构中被用于何处。在卡尼曼等人的期望理论中，不确定性不仅是决策主体所面临处境的复杂性以及缺乏可用于决策的知识，其更深刻影响到决策主体如何决策。在卡尼曼看来，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决策过程包括“编辑”与“评估”两个阶段：编辑阶段要处理信息，此过程受控于需选择问题的呈现方式、标准规范、行为习惯以及决策者的期望等因素；评估阶段则是对已经编辑过的诸种期望进行评估，此过程可以描述为期望的价值函数和主体选择的决策权重两个部分，最终根据一定的价值原则选择出最好的备选方案。[9](S257)

　　而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不确定性对于人的理性决策模式而言没有任何影响，其仅仅是指环境的不确定性，政治行为主体在决策中还是完全理性的，没有受到个人理性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确定性对于理性选择理论而言，其意义不过是使行为主体以理性这一不变的策略来应对繁复多变的现实。

　　三、纠结于理性与不确定性之间

　　以行为主体的理性决策和选择来面对不确定性，这是对于人的理性及其功效的过于自负的表征。自负的理性决策模型与“以不变应万变”的行为策略颇有相似之处，终导致在行为者的行为指南与现实环境之间出现了一种以一对多的不对称性，并且，正是这种不对称性导致其理论中产生了诸多相互矛盾的论断，影响到其逻辑的一致性。

　　（一）不确定条件下选民投票的一般逻辑

　　在唐斯对民主的经济分析中，政党和投票人都被描述为理性行为主体，政党的主要目标是赢得选举，其所有行动都是以选票最大化为目的，而选民的目的也在于个人收益最大化，每一选民都会将票投给他相信将比任何别的政党提供给他更多利益的政党。在一个拥有完全的和无代价的信息的世界中，理性的投票人必须考察政党差别及其如何影响他的效用收入，并通过汇总得出政党好坏差别的净数据，然后进行投票，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不确定性和信息的缺乏，甚至使的最聪明的和最了解情况的投票人也无法按照我们描述的那种方式行动。”[4](P41)既然如此，一个理性的投票者必须经由理性的成本——收益核算至少两个问题之后才能进行投票：①保持理性无知状态，还是去投票？②投票的话，投谁的票？

　　1.保持理性无知状态，还是去投票？

　　在以选举为主题的当代西方代议制民主中，选民的投票率总体上处于下滑趋势，唐斯试图对此作出自己的解释。在唐斯看来，由于参加投票需要付出信息、时间、精力等成本，同时选民人数众多，其他选民如何抉择对自己来说是不确定的，并且，选民个体的选票在选举中不过是沧海一粟，几乎没有影响结果的机会，因而理性选民可能会在选举中保持理性无知，而不是积极主动地收集信息，他甚至不会花费时间去收集免费信息。[4](P223)单看唐斯对选民弃权的解释，并无不合理之处，但仍有大量选民参与了选举投票，唐斯对此必须有一个交代。对此，唐斯的解释仍然以理性为基，理性选民参与投票，因为他们试图影响政府政策以此获利。唐斯还区分出参加投票的选民的四种类型，即股东投票人、被动投票人、忠实投票人和不完全了解情况的被动投票人，此外，弃权的选民也有四种类型，即中立投票人、旁观投票人、不完全了解情况的中立投票人和困惑投票人。即使从选民的投票参与程度来看，现实情况确是复杂并充满不确定性的，然而，唐斯却试图以理性解释着所有的选民行为，将同一境况下的不同反应纳入同一个分析模式之下。对此，我们不得不感到疑惑：同样是理性的，为何不同选民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投票是理性的，弃权也是理性的，那么，理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此问题，我们只能在理性之外去寻找答案。行为习惯、政党认同、意识形态等因素是我们考虑投票问题的惯常思维路向，这些因素同样出现在唐斯的理论中，这就使我们质疑唐斯理性选择理论逻辑上的一致性。

　　2.投票的话，投谁的票？

　　在是否参与投票的问题上，唐斯的解释存在着难以界定何谓理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解释参与投票的理性选民行为时同样存在。在政党之间进行理性选择，如上文所讲，依据是使个人收益最大化，这可解释两党制之下的理性投票行为，但唐斯关注到更加复杂的现实状况，尤其是多党制中投票的复杂性。多党制之下，选民如果选择其最拥护的政党，结果可能是增加了其最不拥护的政党的获胜概率，为避免此种结局，选民便会投票给位于其偏好顺序中间的候选人。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唐斯同时又认为，一个投票人可能会投票给一个当下没有希望获胜的政党，因为他相信他的支持会使该政党得到发展，并在某一天成为一个可能的获胜者，而且，选民还可能暂时支持一个无望获胜的政党，借此警告别的想获得其支持的政党改变其政纲。[4](P43-45)在此艰难的权衡抉择之中，选民投票支持的不管是否其所拥护的能够最大限度实现其个人收益的政党，都是理性的，这就使理性原则被销蚀于复杂的现实考量和利益认知中，从而使理论落入机会主义的陷阱，销蚀了理论本身的解释力。

　　（二）理性行为的视野：长期收益，还是短期收益？

　　在是否投票及投谁的票的问题中，个人利益是选民决策的根据，但个人利益是复杂多变的，并非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唐斯的解释之所以出现相互矛盾之处，也正是因为选民利益的这种复杂性。在复杂的利益中，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永远是一对矛盾，这也使选民的决策永远会出现各种变数。从投票所需的成本与其收益之间的比较来看，保持政治无知状态，以防短期的成本——收益失衡，不失为一种理性策略，但毕竟有更多的选民参与了投票，唐斯有时将其归因于长期收益：“即使短期成本超过短期收益，一个选民参加投票有时也是理性的，因为社会责任产生长期收益。”[4](P237)这样的话，选民所关注的不仅是自己的短期收益，甚至，个人的长期收益与社会的整体利益也纠缠在一起，无从分辨。至此，唐斯的论述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已经不仅是存在逻辑矛盾，理性人假设已经遭到自我销蚀。

　　问题不仅于此，唐斯甚至将选民参与投票解释为出于保护民主制度的动机：“投票收益之一，来自每个选民的下属认识：除非许多人参加投票，否则民主制度不可能运转。这个收益独立于他的短期得失，但它不是很大，因为民主制度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尽管如此，它帮助解决了投票人面临的寡头问题，因而防止了普遍弃权使民主制度瘫痪。”[4](P249)唐斯的理论由理性假定发迹，发展至此，已经脱离了理性选择理论本身的逻辑，正如论者所批评的，“这不仅是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解说，而且是敢于违抗以投票率悖论为基础的集体行动逻辑的一种解说。维护民主体制是公共物品，对任何一个投票人来讲，其贡献都是微不足道的，为什么不可以呆在家中让其他人去挽救民主……唐斯仅仅是以公民精神的悖论代替投票参与的悖论。”[10](P69)关注个人短期收益，原本是理性人假定的本来面貌，但为了迎合复杂的、不确定的现实，唐斯将其理性假设无限扩充，不仅将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同时容纳进来，还将个人收益与社会利益混淆起来，使理性能够解释一切选民行为，从而导致理性自利的假设被他自己彻底摧毁，也使理性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篮子，因过于冗杂而丧失了解释力。

　　（三）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分析中的处境

　　理性选择理论将个人利益的考虑作为影响公民参与的根本因素，这样，其必须要解决诸如公民精神、社会责任等因素的质疑，唐斯的解决策略是将它们统统视为理性的，从而使理性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范畴。意识形态，作为政治分析中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变量，也被政治经济学家纳入了理性分析的范围，从而使得理性的涵义更加含混复杂。

　　在唐斯的模型中，意识形态对于政党来说，不再是对良好社会及其实现方法的描述，而成为权力斗争的武器，政党依据选民的政治取向或意识形态分布曲线而决定或调整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对于理性的政党来讲是一个内生变量，其随着政党的不同选择而适时变化。但同时，对选民来说，意识形态则是人的一种既定属性，是理性人行为决策的一个既在依据和前提，是一个外生变量。这样一来，在同是理性行为者的政党和选民那里，意识形态被置于不同的位置，出现了严重的逻辑不一致。这个问题之出现，主要是因为理性选择理论要将意识形态这个不可回避的非理性变量纳入理性范畴，但其却在根本上反映出理性选择理论的狭隘性。意识形态的分析路径与理性选择的分析路径本是二元对立的，前者出于认同的需要，而后者则出于利益的考量。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在一般意义上的将意识形态纳入理性分析的对象，其只能作为理性人行为的既在前提而存在。也就是说，理性人实现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策略与其是否遵从自己的意识形态是没有关系的，遵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不等同于个人利益最大化。

　　另外，理性选择将意识形态作为选民决策的一种依据，目的在于“节约了解更广泛问题时消耗的成本”，[4](P91)但其却忽视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即选民了解政党的政策的确需要消耗成本，而选民了解政党的意识形态同样需要消耗成本，甚至其成本更大，毕竟，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更为抽象的理念组合，其需要更加专业化的思考和更繁杂的历史实践的积累才可习得，除去了这些，意识形态便纯粹成为一种难于理解的抽象符号。况且，政党需要依据选举形势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选民要捕获这种细致的变化，需要时刻关注政党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和理念口号的变化，如此看来，与依据政党提供的政策清单投票相比，依据意识形态投票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四、结论

　　理性选择理论是西方政治学后行为主义时期的一种重要研究范式，对于政治学理论发展意义重大，甚至被阿尔蒙德称为二十世纪政治科学发展的“第三次高峰”。 [11](P67)在阿罗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以来，理性选择理论被广泛用于讨论民主制度的运行，主要是选举和投票、搭便车以及政府失败等社会政治现象中的行为主体的理性自利行为，以及其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之间的窒碍，打破了个人自利行为自动推动社会发展的传统的自动均衡论调。在这个角度来看，其认识到社会政治经济现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再执拗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简单的确定性逻辑，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很大意义。

　　但是，理性选择理论在处理不确定性问题上，却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其一方面认识到现实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却仍试图将不确定性纳入理性的控制之下。这种努力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将理性的涵义无限扩充，最终导致理性的外延过于繁杂，反而失去了概念的解释力，从而使理论模型受到广泛质疑。

　　这个问题涉及到对理性的不同理解，即理论以简单理性为基，还是以复杂理性为基。简单理性，即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将行为者的个人经济利益作为进行理论推演的基础，而复杂理性则更多地糅合社会因素，将人们对短期经济利益之外的名誉地位、理想价值、伦理道德、社会责任等因素的追求也纳入个人利益范畴。这种简单理性可视为韦伯意义下的工具理性，而复杂理性则将价值理性也包含进来，从而使理性能够容纳更多的东西。其实，理性选择理论在简单理性与复杂理性之间一直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其要保持理论模型的完整和一致性，势必要将其解释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而失去对复杂现实的话语权，而如果其要将差异甚至冲突的各种政治现象都给予解释，则势必要无限扩展其理性的意涵，导致理论的牵强乏力，甚至失去理论的存在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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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uzzle Dom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Rationality be Entangled with Uncertainty

　　Cheng Tong-shun, Zhang Guo-jun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was constructed on the hypothesis of rational economic man using deduction as its methodology, which was widely criticized for its logic and reality are not consist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uncertainty also poses a challenge to rational choice theory. Daniel Kahneman put forward the “prospect theory” through analyzing people's decision-making psychology under uncertain conditions to pull down the hypothesis of rational economic man. And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entangled between the rational and uncertainties and faced a dilemma of to be relational or dealing with uncertainty.

　　Key words: Rational Choice Theory; 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 Rationality; Uncertainty

　　【作者简介】

　　程同顺（1969- ），男，山西闻喜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和农村政治学研究。

　　张国军（1982- ），男，山东滨州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研究。

　　【联系方式】

　　张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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