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中，划时代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标志着新时期执政党全面掌控制度体系创新能力和境界的极大提升，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现大国治理与整体规制的宏伟政治抱负，表明改革开放大业的国家主导地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治理水平进入一个新阶段。

　　把握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趋势和国家治理需求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资源配置方式正在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市场起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深刻转变；社会正在经历从封闭向越来越深度开放的重大转变；发展阶段正在发生从脱贫到温饱、从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深刻转变；城乡关系正在发生从城乡二元向城乡一体化的新空间结构的深刻转变；社会类型正在经历从同质性社会向差异性社会的深刻转变；民主政治实现方式正在探索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正在从环境污染型向环境友好型、生态文明社会转变；正在经历面对从革命到执政、封闭到开放、计划到市场环境变化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政党现代化的转变。这些转变呼唤中国治理必须从单一、局部、碎片化的模式，转变为系统全面、整体协调、良性有序的国家治理体系。

　　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

　　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把握国家治理这个核心概念。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经济大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前现代、经典现代、后现代和新现代共时出场，这就要求国家推动、主导、掌控新现代化的全过程。因而，治理是在国家主导下，发挥国家、市场、社会三元作用的共同治理。市场发展与社会培育、国家能力需要同步协调发展；国家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硬实力治理能力与软实力治理能力同步发展；宏观政治、中观政治、微观治理同步发展；层级治理与区域治理能力同步发展；阶层治理与民族治理能力协调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是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党的治理的六位一体的体系。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差异性社会为基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坚持中国道路。建设现代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完善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边界调控作用、社会组织道德支援作用；建设现代政治治理体系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三位一体，建设学习型、廉洁型、效能型、责任型政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在于规约差异性社会的结构，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共享发展成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和完善社会组织，加强基层民主和自治；建设现代文化治理体系需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矛盾，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形态，大力倡导并贯通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享和谐文化资源；建设现代生态治理体系要推进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现代政党治理体系在于从严治党，大力推进政党现代化建设，反腐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推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将“国家”与“治理”这两个概念有效统一，不是一个国家管控的传统概念，也不是西方单纯治理的概念，而是一个新概念。中国的国家治理应以国家为主导，积极协调各方，建立完整的协商共治的体系。国家治理是全覆盖的，但并不等于把所有治理责任统统归于国家或政府。治理的部分功能应当由社会自治、市场自治、区域自治、基层自治、微观自治、文化自治等进行补充。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重新走全能国家、全能政府的老路，将一切治理事务由国家政府全盘包揽。国家在所有的治理事务中的主导、规制重点体现在依法治国。

　　国家治理体系一定是有机完整的体系，所有治理都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与差异性社会这一基础，都是对差异性社会的各个阶层、群体利益的经济表达、政治表达、社会表达、文化表达和生态表达的积极回应。因此，各种治理相互之间都具有关联性和协调性。同时，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和党的治理分别有各自的治理内容和方式，不能相互替代，但是也决不是分散、分割和碎片化的。

　　国家治理体系的全球视野与中国特色

　　我们需要厘清一条西方思想资源的思路：从早期的启蒙现代性关于国家分权治理的思想、亚当·斯密的“守夜人”的思想，到马克斯·韦伯“精密机器论”的社会管理的经典现代性理论，T.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论，以及后现代的西方的社会治理理论，再到多元主义政治学与法团主义政治学、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政治学之争。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理论决不是西方学术思想的简单跨界平移，而是需要在借鉴西方合理思想的同时，与西方思想家进行全面对话。

　　作为第一代现代化批判理论家，马克思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市场的关系的理论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理论的原初思想资源。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论著中许多都涉及全面社会治理的思想，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原则。同时，建设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不能忽略中国传统的治理理论。无论是《史记》、《汉书》，还是《论语》、《资治通鉴》，都包含了深厚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理论，需要在思想资源上采取“一体两翼”的格局。即在时代实践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掘当年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加以时代化、中国化发展，又要广泛汲取中外思想资源，展开最广泛的对话，从而建立创新的、时代的、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理论。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