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G20正在发生两大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周期性政策向结构性政策改革转型。但G20的转型面临自身一些机制性难题的制约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消极态度的掣肘，前景充满变数。G20转型及其建章立制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应通过加强G20机制化建设、提高G20功效、以正式国际组织辅助G20非正式机制、使G20议题设置适应长效治理新形势，以及加强中美在G20机制建设方面的协调等方式，有序有效地推进G20改革和转型。G20杭州峰会将打下中国烙印，有望成为G20转型的新起点。

　　〔关 键 词〕G20转型、长效治理、G20杭州峰会、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甄炳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116

　　二十国集团（G20）与金融危机有不解之缘。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等催生了G2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激活G20功能并提升其地位，2009年匹兹堡峰会后G20开始取代八国集团（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G20成员的人口占全球2/3，国土面积占全球60%，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85%，贸易额占全球80%，而G8分别占10%、28%、43%和35%。 前者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远大于后者。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产物，G20已显示其治理危机的功效。G20是现阶段唯一能够兼顾议事效力和南北共同利益的全球性共治型经济治理平台，也是唯一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平等对话的最高协调机制。迄今为止，G20峰会已举行十次峰会，第十一次峰会将于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举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阴霾逐渐消退，G20的发展处于转折性的关键时期，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周期性政策向结构性政策改革转型。由此，G20的目标也变得更为长远，从解决短期性问题为主转变为追求激发长期增长潜力和增强内生增长动力。然而，G20转型也面临诸多难题，例如该机制的临时性、非正式性、低效性、议题设置不合理性，以及美国对G20转型态度的消极性和不确定性。对以促进国际协调合作为己任的G20机制而言，要实现真正的转型，必须逐步解决这些难题。

　　一、G20机制转型初露端倪

　　2009年下半年，美国经济逐步走出“大衰退”并进入复苏阶段。随着危机的消退和全球性挑战的凸显，G20自2010年开始进入转型期。2010年11月的韩国首尔峰会正式纳入发展议题，标志着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全球经济指导机构的重要转变。 2013年至2015年，随着全球经济不平衡复苏，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G20峰会转向关注实体经济，贸易、投资、就业和发展等成为核心议题。 初步看，G20转型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积极引领全球经济金融制度性建设。G20在金融监管、反腐和税收等规则制定方面取得积极进展。通过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合作，G20参与了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与修改，提高了全球经贸规则的公平性与有效性。同时，G20推进这些国际组织改革，使全球经济治理更富成效，在原有的商品、金融、发展三大支柱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新的支柱，即由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构成的金融监管支柱。 G20对各国完善相关金融制度也产生了重要作用，各国按照G20决议加强对本国金融机构监管，并自觉参照G20政策修改自己的规则。第二，合作领域不断扩大。随着G20逐步演化为兼具增长目标和治理目标的全球合作平台，其主要任务从金融救市、加强金融监管和刺激经济转向经济可持续发展，议题设置也转向解决长期性和全球性问题，并开始探索货币体系重塑、全球经济再平衡、增长与就业、发展与环保等其他相关问题。第三，新兴经济体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从G7到G8、“8+5对话会”，再到G20，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不断增强。在过去十次G20峰会中，新兴市场国家主办了四次， 其主要议程也大多聚焦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第四，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明显上升。在前几次G20峰会上，中国基本处于被动应对状态，尤其在讨论涉及全球经贸失衡和汇率问题时，中国往往处于守势。2013年起，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上升，提出了推进峰会的五项主张：一是体现G20合作伙伴精神，二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三要营造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四要解决全球发展问题，五是加强G20机制建设。中国还提出了“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新开发银行（NDB）等新的倡议和合作机制。

　　二、G20机制转型面临五大难题

　　目前，G20转型仍处于初期阶段，实质性进展不大，同时其影响力有所下降。这既反映了G20转型受制于自身的机制性难题，也折射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对G20合作与转型态度的变化。目前，G20机制转型主要面临五大难题。 G20机制的“临时体系”性质。从全球治理需要来看，G20应成为富有执行力的长效体系，但目前其框架仍具有“临时体系”性质，尤其是欠缺实体化、约束性和执行力。 危机应对的需求催生了G20的诞生和发展。而在后危机时代，G20既迷失了方向也失去了动力，美欧国家认为没有必要再采取一致行动，转而关注各自国内要务。G20是全球治理协商平台，但并非执行平台，它既没有常设秘书处，也没有执行或监管的治理实体。 G20的“非正式性”影响其决策执行力。1999年，G20在诞生之际发表的首份公报指出，该机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一种非正式对话新机制。由于其非正式性的存在，决定了G20在机制架构、议题设置、秘书处建设及与非成员国关系等方面必须采取与之相配套的措施。 因此，G20是非正式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不具有正式的国际法律地位，其成员之间建立的是保证型的合作关系。G20在建立时没有以法律文件作为基础，其后所达成的国际协议也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所通过的各项公报、宣言和行动计划只发挥着方向指引作用，不能对成员国构成国际法律义务；成员国在G20峰会上所做的国际承诺只是一种保证型的政治承诺，而非契约型的法律承诺。 G20实行三驾马车的峰会制度，前任、现任和候任主席国合作协调议题设置，虽然此举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G20议题的连续性，但由于缺乏落实机制，多数议题议而不决。尽管这种“非正式性”具有协调国内、国际两种政治需求的优势，有利于成员国开展政治协商、达成政治共识，但其所带来的“低法律化”或“非法律化”对成员国缺乏规范和约束，尤其是在危机后成员失去了共同威胁，“同舟共济”的精神也随之消失。 G20机制决策的低效性加大转型难度。G20虽扩大了新兴国家的参与权，但开展国际经济协调和决策的效率备受国际社会质疑。历届峰会除了不断重复危机期间各国达成的原则性共识、表明各成员国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决心外，在行动上鲜有突破。G20有沦为“清谈馆”的倾向，甚至有逐渐淡出的可能。 更有甚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之间，在许多问题上争吵不休，使相关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以至于有人将G20的共同倡议视作“橡皮图章”。G20机制的低效有着多方面原因：一是权力不均衡。大国协调需要均衡的权力基础，但不是权力制衡，亦不是权力共享，而是权力支撑的共同规范框架内旨在解决问题、化解危机的相对的能力运用。但迄今G20仍在发达国家主导下运作，发展中国家依然处于次要地位，美欧国家试图保持甚至扩大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权，阻碍G20转型。 二是缺乏凝聚力。G20内部分为G7、金砖国家和MITKA（墨西哥、印尼、土耳其、韩国和澳大利亚）三个组合，相互政策协调比较困难、复杂。 三是合力不足。随着各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分化，其货币政策也发生变化，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工具，使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日趋困难，这也加大了G20经济治理长效机制化的难度。 G20议题设置的不合理。最突出的问题是G20议题设置扩大化，不仅涉及世界经济走势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还囊括了气候变化、欧洲难民危机、反恐、叙利亚问题等国际热点问题，呈现由经济领域向安全领域拓展之势。日益庞杂的议题和难以落实的改革倡议，使G20机制的有效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导致成员难以开展有效的相互评估，削弱了对其最核心的经济金融议题的聚焦力。对于G20议题是否应扩展，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以加拿大资深研究员巴里•卡林（Barry Carin）为代表的一派认为，G20需将议程集中在与金融问题相关的议题上，避免议题扩大化；而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专家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应将发展、气候变化与能源、和平与安全等问题纳入G20议程。这两派观点都有其局限性，议题集中则缺乏灵活性且容易陷入僵局，而议题广泛则有失重点且难以取得突破。 此外，G20议题设置仍偏向发达国家，西方国家仍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G20议程，发展中国家难以施加实质性影响。美国对G20转型态度趋于消极。金融危机淡去之后，美国对G20的兴趣逐渐下降，对G20转型态度转向消极，与新兴国家协调时的姿态渐趋强硬，这一实用主义理念将对G20转型构成重大障碍。当短期内美国借助G20平台动员全球资源促进经济复苏的目标达到后，其长期目标将转向G20能否帮助美国维护和巩固在现行全球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美国甚至认为，G20机制远不够完善，仍想借重G7机制，并保留使用其他“X集团”的选项。美国的兴趣在于新兴的治理机制“不会加快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的权力转移，如果可能甚至想促使这种转移放慢步伐，包括放慢G20的机制化进程”。近年来，美国在G20中的影响力趋于下降，其设定议程和塑造议题的能力也在下降。 对此，美国另辟蹊径，强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以强化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方面的主导权。此外，美国下一届政府对G20未来发展的政策仍充满不确定性。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是反国际贸易和国际协调合作的极端分子，声称将拒绝接受多边贸易协议和体系，对与美国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采取强硬措施，提出要对中国征收45%的惩罚性关税。 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在国际协调合作方面也与奥巴马政府拉开距离，对TPP从原来的支持立场转变为反对。 她对中国崛起态度暧昧，似乎更加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声称“我不想我的孙辈生活在一个由中国主宰的世界里”。 美国的立场对G20机制转型和未来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其消极态度将会影响G20的正常运作。例如2010年G20提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治理改革方案被美国国会推迟五年多才通过，大大迟滞了G20承诺的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相关的后续行动。

　　三、国内外学界对G20转型的政策主张

　　从危机应对到长效治理，G20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国内外学界对于G20转型的必要性几无异议，但对其如何实现则持不同见解。（一）国内学界的主要建议 G20应保持其非正式性特点。非正式性是G20缔造者关于新机制形式的基本设想，也是对当时历史经验的总结。这一非正式性特点使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进行更直接、灵活和有效的交流，并更容易达成共识。为了在未来实现更有效的国际经济金融治理，G20必须进行更加富有智慧的制度设计。 G20应加强和完善制度化建设。G20的制度化建设主要包括：设立秘书处，完善约束和执行制度；拉近G7与金砖等新兴国家关系，共存但不融合；在G20内部设立常设智库及正式互评机制；加强与各国议会、政策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NGO）以及非G20国家的对话和合作。 建立“全球经济协调体系”。这一体系的构架是：一个顶层机制，即“长期愿景机制”，负责制定G20增长战略的实施；三张机构网络，分别是G20与联合国各机构协调网络、G20成员相互协调网络、G20与各个国际组织协调网络；十方面合作平台，即G20各成员方产业政策沟通与协调平台，包括金融与投资、劳动与就业、商业与贸易、工业与创新、农业、基础设施、资源与环境、能源、发展、旅游等十个方面。 议题设置宜相对固定。应明确G20重点为经济协调平台的定位，首要任务是经济发展，主要议题应聚焦金融监管与稳定、可持续发展及与经济相关的环境保护、减贫及反腐败等方面，在兼顾安全和政治问题时要慎重。解决G20“合法性”问题。可以通过法律文书方式逐步确立其与联合国的关系，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转为G20的执行机构，在联合国改革框架内完善G20治理架构，确立G20全球治理法理地位。 （二）国外学界的主要建议 1. G20是平等的协商平台，须应对长期问题。加拿大前总理、G20“创始者”保罗•马丁（Paul Martin）认为，G20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平台，必须加强协调与合作，携手应对全球经济挑战；G20不是以“高级别国家”为基础建立的，而是考虑到每个经济体所属的地区重要性和代表性，这是G20构建的核心框架。G20应成为一个长效治理机制。 2. G20峰会应从危机应对转向危机预防。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指出，自G20建立以来，其峰会已较好地完成了应对危机和稳定世界经济的使命，下一阶段要看其能否从危机应急模式转向危机预防模式。尽管过去几年各国朝着这个方向做出了努力，但目前远未达到这个阶段的目标。 3. G20应成为扁平网络式而非垂直控制式的国际治理机制。加拿大学者安德鲁•库珀（Andrew F. Cooper）认为，G20应成为一个咨询性的治理网络中心，不宜按照指挥控制式的俱乐部治理模式运转。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指出，像G20这样的网络组织应被用于设置议程、建立共识、协调政策、交流知识及制定规范。 4. G20议题设置应更加具体可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曾任美国白宫亚太经合组织协调员的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指出，作为探讨全球经济和金融议题的主要论坛，自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紧迫性降低后，G20在达成重大成果方面挑战增多。为此，G20应从出台大规模的行动计划转向聚焦具体议题，逐步向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目标靠拢。推进G20议程需要采取务实方式，在基础设施、贸易自由化、金融监管等领域取得切实的成果。 5. 在G20内设立新的“G7+”小组。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提出，在G20框架内设立“G7+”小组，由美国、欧元区、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日本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组成，类似于在联合国设立的安理会，由这个“G7+”小组在世界顶层进行领导并作出快速而有效的决策；再由一个用以讨论、具有广泛合法性的平台（G20）来支持。奥尼尔指出，由于G20成员多、议程变化频繁，除非在危机时期，难以对重要而影响深远的事务及时做出决定，不大可能成功实现既定目标。而有效的全球管理是长期的需要，并不限于危机期间。世界需要更具代表性、更有效的全球管理机制。“G7+”小组方案将有效完善当前全球管理框架的功能，同时维持其代表性及合法性。“G7+”小组具有与G20相同的合法性但又能迅速行动，尤其要对全球经济事务做出切实有效的决定。

　　四、破解G20转型难题的对策思路

　　G20转型及其建章立制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它既要承担引领全球治理、协调各方的责任，也要重视转型的计划性和可操作性，有序有效地推进自身改革和转型，构建权威、高效、平衡、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机制。（一）加强机制化建设机制化建设是推动G20从临时性论坛转为常设国际机构，使其避免危机过后被边缘化，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步骤，有利于G20的作用从协同刺激转向协调增长、从短期应急转向长效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为协调各国政策步调，应建立四方面执行机制：一是尽快设立常设秘书处，加强各方协调，提升G20研究问题和执行决策的能力。秘书处可首先考虑设立在新兴国家，并在多个国家设立代表处。如果不设立常设秘书处，至少应建立由“三驾马车”国家相关工作人员组成的“小型秘书处”，确保G20机制内部以及主席国之间的衔接。 二是建立“共同工具篮子”，为G20成员发展提供政策选择范本。三是设立政策效果相互评议机制，建立增长战略的政策效果相互评价机制。四是探索建立奖惩机制。 （二）提高G20功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共同决策，是全球治理大势所趋，也是提高G20效率的动力。各方应按照权责共担、责权相应的原则，加强协商合作。针对发达国家主导G20的现状，应继续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G20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为打破决策僵局和提高决策效率，G20峰会应把注意力放在成员之间的共同点而非分歧上。为避免G20成为有名无实的“清谈馆”，主要成员应通过协商与妥协，拿出管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为提高全球经济治理能力，G20有待强化治理效力，加强问责评估程序建设，可从经济增长框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互评开始，逐步向其他领域扩展。（三）发挥正式国际组织的辅助作用 G20的非正式性自其成立以来一直未有改变。与此前的G7相比，由于G7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落实其决策，因而能够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一定作用，而G20尚未正式确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关系和互动机制。 为加强G20峰会决策的执行力，对G20非正式性的改良可采取“G20峰会+国际组织”的模式，即以非正式机制的首脑峰会为核心和引领，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正式国际组织为实施平台，借助各种国际组织提供智力和技术性支持，使G20机制的灵活性和国际组织的可行性得到有机融合，并使G20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得以有效落实。由于建立这种安排的前提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拥有更大的权力基础，因此应继续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完善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提高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平衡性、机制的可靠性、行动的有效性。 （四）议题设置应适应长效治理新形势 G20议题安排应主次分明，保证经济重点，兼顾其他关切，在坚持主打金融和经济治理议题的同时，合理确定优先议题，从危机应对、刺激经济等短期性问题，转向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国际金融架构改革等长期性问题。在未来G20转型过程中，议题设置可分三步扩展：一是经济议题专门化，首先考虑就业、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等实体经济领域；二是金融议题专门化，着重完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逐步实现国际货币多元化；三是议题设置多元化，可适当考虑全球格局的新变化和新问题，与世界经济相关的气候变化、环境、发展、能源、粮食安全等议题可纳入G20框架。但议题设置不宜泛化，而应简化、具有可执行性，保证历次峰会议题之间具有传承、关联和可持续性，使G20成为真正的政策协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平台。针对议题不断扩展趋势，G20需要强化部长级会议的相互评估功能，以减少议题扩展对机制有效性造成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G20议题安排应平衡合理，纠正议题设置偏向发达国家关切，更多地照顾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关切、诉求和利益，力推更多地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办G20峰会，使其在议程安排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五）加强中美在机制建设方面协调 G20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能否加强政治互信，携手共建长效治理机制。中美两国在重大问题上的协商是G20发展的动力及与其他成员协商的关键因素。尽管美国对G20转型态度趋于消极，但因G20已成为主要经济体皆认可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美国不会对其弃之不顾。未来美国政府仍将继续利用G20实现其近期利益和长期战略目标，这为中美两国就G20机制建设问题进行协调提供了机会。推动G20发展及转型有利于增强美国经济金融稳定，巩固其对全球多边体系的主导权，也有利于中国为实现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2015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G20提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2016年10月人民币将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既预示着中美可通过协商缩小双方对G20转型问题认识和立场的差异，也折射出中国实力增强对美方的影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弗兰克（Jeffrey Frank）认为，如果美国阻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否认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会推动中国成立其自己的机构，这等于美国将全球经济领导权让给了中国。 因此，中国须乘势而上，有针对性地做美方的工作，从促进经贸增长、防范金融风险、南北经济高度依存、中美利益深度融合，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等角度，阐述G20转型符合美国近期和长远利益，并在G20发展上考虑美方主要关切，力争在G20机制建设方面与美国形成或扩大共识。

　　五、杭州峰会将成G20转型新起点

　　中国非常重视G20的机制化建设，愿意为G20转型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领导人对主办杭州峰会和G20转型高度重视。在2015年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推动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建议，为G20指明了发展与改革方向。2015年12月1日，中国正式“接棒”担任2016年G20主席国，习近平主席致辞指出：“作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论坛，二十国集团在引领和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理应谋大势、做实事，推动解决世界经济的突出问题，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目标而努力。”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2月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指出，G20杭州峰会将凝聚共识，推进合作，采取行动；希望G20成员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 杭州G20峰会将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不仅要从功能上推进 G20向长效的发展合作机制转型，也要在政策实施周期上谋划到2030年的时间轴。 从中国对峰会设计的主题、目标及议题看，杭州峰会不仅提出G20转型方案，还将为转型树立标杆。第一，杭州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为世界经济增长和G20转型提供新动力。各成员普遍认为，中方设想体现了长期性和战略性，也展现了宽广视野和雄心水平。 第二，杭州峰会把推动G20转型作为峰会主要目标之一。国务委员杨洁篪在谈及杭州峰会筹备工作时指出，通过创新机制建设，打造合作平台，为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提供坚实保障。 外交部长王毅在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会上表示，G20需要与时俱进，逐渐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转型，从侧重短期政策向与中长期政策并重转型。杭州峰会有望成为G20转型的新起点。 第三，杭州峰会提出经济治理标本兼治的新举措。既治标以求眼下稳增长，又治本以谋长远添动力。在发展问题上，杭州峰会致力于两个“第一次”：第一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同时，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在G20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体现了标本兼治促增长的思路。 第四，杭州峰会凸显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平衡性。G20从本质上反映了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变化和发展趋势，具有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先天优势，但美欧大国主导G20的局面并没有多大改观。为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方不仅在议题设置上下足功夫，还重视提升其在G20的代表性，将邀请历史上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年会议。 第五，杭州峰会强调提高治理行动的有效性。G20亟须增强机制的执行能力，落实峰会的决策。正如王毅外长所指出的那样，杭州峰会面向行动，承诺一千，不如落实一件。中国将努力让杭州峰会成为“行动库”（Do Shop），而不是“清谈馆”（Talk Shop）；正推动在数字经济、新工业革命、可持续发展、反腐败、可再生能源、能效等诸多领域制定行动计划，把共识转化为举措，争取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也将推动G20成员率先签署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让巴黎大会的成果尽早得到落实。 杭州峰会是G20实现转型和改革的重要契机，中国将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G20合作实现新的飞跃，国际社会对此充满信心和期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评估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由中国主办2016年G20峰会，牵头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虽然困难不少，却是众望所归。CSIS高级顾问古德曼称，中国向来都是国际重要会议的优秀主办方，2016年，中国将有机会在G20峰会展现领导力，推动G20在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和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革等方面取得进展。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蒂芬•皮克福德（Stephen Pickford）表示，对中国举办G20峰会抱有非常高的期望，现在G20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经济合作论坛的影响力已经有所削弱，中国在此时接任主席国，有机会也有能力更好地促成G20履行职责。他还称，过去十年中国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果应更广泛地普及到更多国家，G20峰会是中国发挥国际作用的重要渠道。 中国加强与G20的互动，将中国内外政策特别是“十三五”规划与G20峰会主题相对接，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中国机遇”。

　　六、余论

　　中国是G20的主要大国，也是推动G20改革和转型的重要力量，有必要也有能力引导G20机制转型和建设。杭州峰会将为G20机制改革和转型提供新动力，强力推进G20机制化发展，有可能成为G20转型的新起点。然而，中国要对自身的能力有一个理性的评估，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尚难以推动G20迅速转型，尽管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主角，但在社会、环境和安全等领域更多地还是一个配角。此外，任何机构的建章立制都需经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G20转型的进程将不会一帆风顺，真正实现转型目标依然任重道远。中国宜直面G20转型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坚定支持G20作为全球治理首要机制的战略方针，制定G20转型的长期规划和路线图，打持久战，步步为营，综合施策，推进G20机制有序有效转型。首先，因势利导地加强主要大国和集团之间的协调合作。加强G20框架下的协调合作，包括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金砖国家与G7国家之间的沟通，以及中美之间的协调，促使G20中主要大国在G20机制未来发展上形成并扩大共识。在G20内部平衡主要力量至关重要，在善用G7成熟有效协调机制的同时，做实做强金砖国家机制，通过转动两个轮子推动G20的机制化和有效化。其次，循序渐进地推动G20转型和改革。近期先将G20塑造成为长效治理与短期应急兼顾的经济治理机制，以后适时再将其过渡到完全的长效治理机制；将增强G20的执行力和议题的针对性作为重点，重新确定G20的优先议题，平衡设置G20峰会议题；强化议行合一的权威性，做到议行统一、运转高效、令行禁止；推动建立常设秘书处，并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布雷顿森林体系组织的改革。最后，与时俱进地完善G20的机制化建设。G20机制建设可分三步走：一是大力促进G20机制的有效性，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转为G20的执行机构，强化决策与执行功能之间的传导机制，使G20峰会达成的协议和共识获得最大程度的落实。二是增强峰会运作的规范性及决议的权威性，具体包括严格成员准入、塑造G20特色决策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深化相互评估程序等几大领域。三是确定G20与联合国的法律关系，在联合国改革的框架内完善G20的治理架构，确立G20的全球治理法理地位。最终将G20建设成为卓有成效、权威性强、首要和最高级别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完稿日期：2016-7-3】【责任编辑：李 静】

　　G20's Transition: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Zhen Bingxi

　　G20 is transforming from a crisis management platform to long-term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its focus is also shifting from periodic to structural reform. However, the prospects of G20's transition is uncertain due to some inherent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the negative attitudes of the US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will render it an enduring and incremental undertaking. To promote G20's reform,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efforts should be accelerated, its efficacy enhanced, and its informal mechanism supplemented by form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Moreover, the agenda of G20 needs to work in concert with long-term global governance, and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strengthen their coordination on G20's mechanism building. As the host country for 2016's G20 summit, China will mark the event in Hangzhou with Chinese contributions and make it a new starting point of G20’s tran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