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理论的重要性仍缺乏敏感”

    学术界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讨论“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

胡适

蓝公武

李大钊

　　1919年7月20日，刚接任《每周评论》编辑的胡适在第31号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此文一出，便点燃了中国思想界轰动一时甚至影响至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首先是在日本学过哲学的蓝公武在《国民公报》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强调“主义”的重要性。不久，李大钊也致信胡适，《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登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李大钊首先明确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接着又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

　　在蓝公武和李大钊的论辩文章后，胡适又连续写出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和主义》作答。胡适撰写的《四论问题与主义》刚在《每周评论》第37号排版，《每周评论》就被北洋政府查禁，“问题与主义”之争看似告一段落。

　　3月14日，在新文化运动发轫百年之际，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台湾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安徽大学文学院联合举行的学术研究活动——“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系列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办第二期主题会议“问题与主义”。

　　对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汝伦评价说：“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通史著作大都要提到它，但对于这场争论本身的理论质量或理论问题，却如同在对待其他现代思想史上的争论一样，很少予以注意。”为此，张汝伦从胡适、蓝公武和李大钊这三人当年的言论出发，分析论辩各方在学理、哲学方面各自暴露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