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煤乡山西大同人，但郭媛媛的家人和煤矿没什么关系。1994年出生的她，在朋友的口中，是一位白领，小白领。与同龄人一样，她的生活和网络无法分割，刷微博新闻，玩网上游戏，在淘宝买衣裳……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近乎固定的模式变了。每天网络生活的第一件事，变成了看看余额宝的收益，然后转发到朋友圈。

　　像郭媛媛这样的余额宝用户，现在有个可爱的名字——“宝粉”，而被她们追捧的余额宝，也同样有着另外一个名字，只是，即便是在宝粉中，那个叫做“天弘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的学名也快要被人们忘记了。

　　当“天弘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没有余额宝这个名字前，天弘基金确实只能算是家小基金公司。曾经任职于业内巨擘嘉实基金、工银瑞信的周晓明在来到天弘后，并没有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可以搞点更高端的事”，他的工作仍旧是“卖基金”。虽然是公司的副总经理，但是朋友们对于他回到基金公司的选择，更多是“挖苦”和“同情”。

　　逆袭的开始只需要一分钟。在那一分钟里，周晓明心中的“余额宝”雏形让阿里小微金服集团国内事业群总裁樊治铭说出了4个字——此事可行。在那一分钟的6个月后，有人发现，淘宝账户里出现了一个叫做余额宝的服务。再之后的6个月里，这个叫做余额宝的理财服务变成了郭媛媛口中那个“地球人已经无法阻挡”的东西。与此同时，天弘增利宝凭借着规模2500亿元的体量变成了全国最大的单只基金，而天弘基金管理公司也变成了基金行业管理资产最多的公司，整个基金行业多年未变的竞争格局就此打破。

　　1 余额宝遭“吐槽”

　　普通人有普通人的烦恼，明星有明星的苦闷。余额宝的成功，让天弘基金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风雨。

　　2014年春节，天弘基金在7个卫视频道投放的广告刚刚结束，一家财经电视频道的总编辑兼首席新闻评论员在微博上发表长文，称余额宝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从保护国家宏观经济利益的立场出发，呼吁取缔余额宝。

　　这样一篇网络风格的战斗檄文让习惯了宝粉们欢欣称赞的天弘基金管理者颇不适应，从没有想过自己这个产品对于中国宏观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的他们，面对“出于保护国家宏观经济利益”的声讨，能做的似乎只剩下一遍一遍解释余额宝产品的运作模式。

　　就余额宝这样的货币市场基金而言，特点在于投资的领域，9成以上的投资品是银行的协议存款，其余则是高评级的债券如国债等产品。而所谓的银行协议存款，简单地说就是基金公司和银行讨价还价之后，按照一定的利率把钱存到银行里。一般来说，这个利率价格会比普通人去银行存款能获得的利率水平更高，这种投资方式是货币市场基金能被当作现金替代品的原因，也是总编辑兼首席评论员称呼余额宝是银行“吸血鬼”的原因。

　　相比于传统的货币市场基金运作模式，余额宝仅仅是在申购赎回的方式上彻底互联网化，通过和阿里的支付宝账户进行绑定，实现了资金快速到账。如果再有什么别的不同，那就只剩下余额宝的规模了。

　　问题其实就是余额宝的规模。余额宝的规模在提升了基金公司和银行讨价还价能力的同时，还让银行们看到了存款流失的可能。

　　虽然证监会此前曾表态称，“从模式上看，支付宝‘余额宝’属于第三方支付业务与货币市场基金产品的组合创新，其各个业务环节均处于有效监管中”，但这并不妨碍一个媒体人出于保护国家宏观经济利益指责余额宝。博文发表一周后，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再次表态称，“余额宝等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快速发展具有多重积极意义，正在研究制定相关风险管理和销售的具体规则。”

　　只是，证监会管的是基金公司，但余额宝动的却是银行的奶酪。虽然不像评论员那么无情那么犀利，但是银行业人士对于余额宝的“吐槽”显然更“专业”。

　　在银行业背景的学者建议“将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货币基金存放银行的存款纳入一般性存款管理，不作为同业存款，按规定缴纳存款准备金”之后，一位曾经被称为“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银行家”的全国政协委员、前商业银行行长在2014年两会召开前公开表示，“余额宝的钱，用来投货币基金，货币基金存回银行，这一圈下来，钱的成本升高了，对实体经济没有任何意义。”

　　针对余额宝的这一轮舆论危机持续时间很短，人们很快就看到了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提法平息了余额宝大部分的麻烦，也让淘宝和它的小伙伴们有了卖萌的心情。

　　对于余额宝的遭遇，中国社科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副主任郑联盛认为，“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看，宝宝类产品严格意义上讲不是改革的成果，而是金融部门自下而上的一种金融创新。但是，金融管理部门对宝宝类产品采取包容、鼓励和规范的态度，有利于有关体制机制弊端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