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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聚焦构建中国“史记学”学科体系
2020年11月28日 12: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陆航 字号
2020年11月28日 12: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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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陆航)《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创作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三千年的中国通史,不仅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而且以人为主体,建立了崭新的历史观认知体系。1128日,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中共韩城市委宣传部、陕西司马迁《史记》博物馆主办,陕西文化产业韩城)投资有限公司协办的“史记与韩城学术研讨会暨陕西马迁研究会2020年学术年会”在司马故里韩城召开。来自国内史记研究的专家学者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的代表50余人,围绕司马迁与韩城、《史记》与韩城文化、《史记》的现代意义、《史记》文本研究、《史记》域外传播研究等主题进行交流,通过探讨《史记》本身的价值以及研究的历史、现状,研究方法,努力构建中国“史记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会议现场 陆航摄

会议一角 陆航摄

  “今年是司马迁诞辰2165周年。2000多年前,司马迁发愤著书,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它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正因此,今年的年会实际上也是纪念司马迁诞辰2165周年。我们在司马故里召开学术会议,更具有特殊意义。”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新科教授在致辞中说,20152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回家乡陕西视察工作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对历史文化,要注重发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找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中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比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中所凝结的先人智慧,对今天治国理政有不少启示。古人说,读经传则根底厚,看史鉴则议论伟。发掘和利用工作做好了,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做到以文化人、以史资政。”2017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史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代表,对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深入挖掘。《史记》研究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尤其是21世纪以来,《史记》研究已初具规模,取得了丰硕成果,时代呼唤建立一门新的学科“史记学”。 

  张新科表示,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之所以能成为“史记学”,并且建立自己的体系,是因为有其坚实的基础。这是由于《史记》本身的价值以及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史记学”的建立,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横向看,它的建立,对研究汉代史学、文学、哲学的特征、规律、地位等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从纵向看,可以对我国史学、文学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整个古典散文的兴衰提供某些规律性的论证;从总体上看,对于继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文化史名著如何与现实结合,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为了建立“史记学”的体系这个体系,文史工作者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步骤。对此,自己曾经在《史记学概论》中提出“六化”,即综合化、理论化、立体化、多样化、生产化、世界化。时至今日,张新科认为这几个方面的工作仍然是大家努力的方向。其中“生产化”中就包含有与现实结合、组织生产、精品生产以及研究者的再生产等内容。他说,今天的会议,我们欣喜的看到《史记》研究与现实的结合,也看到一批青年学者的参与,看到他们的成长,这就是生产化的最好体现,对于推动《史记》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当然,建立“史记学”,还需要做普及化的工作,使更多的人了解《史记》,认识《史记》在中华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研究手段和生产工具也要进行更新,这就需要进行数字化的工作,利用网络和计算机把《史记》以及研究成果进行数字化的处理,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丰富的资料。所以,《史记》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共同去做。 

  韩城市政协副主席陈玉振在致辞中表示,《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通贯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其价值不仅在于对中国史学和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更在于其“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塑造的中华史观和民族精神,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历经风雨仍保持高度文化认同和强大凝聚力的根本。在世界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发展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做好《史记》研究工作,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们当前文化建设推进以文化人,成风育人,进一步坚定全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陈玉振介绍,韩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司马迁的故乡,韩城市历来高度重视《史记》文化的研究和传承,早在1985年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司马迁及《史记》学术研究团体韩城司马迁学会。近年来,大力推动史记文化的推广和传播,2015年建成4A级司马迁祠景区,正在申报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先后出版了《司马迁的世界》《图说史记》《司马迁画册》等多部作品,持续举办民祭司马迁大典、学术研讨、史记讲座等活动,吸引了众多省内外史学研究者、爱好者和学生团体考察学习,“史记韩城” 的文化品牌正在叫响,韩城已逐渐成为人们向往的文化地标。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介绍了《史记研究集成》并向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和陕西司马迁《史记》博物馆捐赠《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马来说,《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是汇集中外学者从古至今研究《史记》的精华成果的集大成之作,由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担任主编,共12册,560余万字,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中华书局1959年版点校本《史记》为底本,参考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所收资料上自汉魏六朝下迄21世纪初,均为历代有代表性的《史记》研究观点,涵盖中国历代《史记》研究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海外汉学研究,并吸收当代最新研究成果,以时间为序,以汇校、汇注、汇评的编纂方式为纲,全面展现了近两千年《史记》研究成果,并插入“编者按”,表达编者的个人见解。每册前有“题解”,后有“研究综述”和“引用文献及资料”,总结《史记》研究的学术脉络。马来表示,西北大学出版社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让《史记研究集成》的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部分尽早定稿和出版。 

  在陕西司马迁《史记》博物馆馆长秦忠明介绍了司马迁《史记》博物馆推动史记文化、韩城文化的发掘探索和传播之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高益荣、刘敏以《新颖独到的史评方法——钟惺评<史记>方法谫论》为题作大会主题发言;山西大学文学院张建伟、张颖以《地域文化与两汉酷吏的地理分布》为题作大会主题发言;陕西理工大学两汉三国文化研究中心梁中效以《司马迁史记对“汉家发祥地”的书写》为题作大会主题发言;陕西师范大学曹阳以《秦本纪对穆公形象的建构与意义——以故事重述为中心》为题作大会主题发言;延安大学文学院霍建波以《论<论六家要旨>的学术史意义》为题由学生代读大会主题发言;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李小成以《<史记>三家注中的天文书写》为题作大会主题发言;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程永庄以《风追司马论韩城民俗》为题作大会主题发言;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建宏以《<史记>研究在韩国(1980-2019)——基于“RISS”数据库检索结果的分析》为题作大会主题发言。 

  司马迁之后,中国史籍得以蓬勃发展。《史记》规范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创立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树立了中国史学的进步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提出,“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成体系的学科理论构成学术体系,成体系的概念构成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构成一个学科的两个方面,学术体系是揭示本学科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成体系的理论和知识;话语体系是理论和知识的语词表达,是学术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载体。当天下午,与会学者进行分组讨论,推动“史记学”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推动构建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相统一的“史记学”学科。 

与会学者关注《史记研究集成》 陆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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