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实质，全球正义——不论动机是否高尚，也不论制度设计是否可行——在很大程度上，它和全球不正义一样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长久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总是难以摆脱将欠发达国家作为一种客体而并非平等的主体来对待。

　　全球正义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成为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也引起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关注。全球正义的前提，是现在全球的生产能力已经发展到可以产生足够多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们依然缺乏足够的食品及卫生保障等基本的生存条件。因此，全球正义的基本主张应该是那些有余力的国家和地区及其民众，通过建立一个全球分配和再分配体系援助那些需要被援助的人们。

　　全球正义看上去似乎只是一个关于如何进行制度设计的问题，但其实在制度设计之前尚有许多需要辨析的方面。按照全球正义的一般性想象，在援助这件事情上，设计者似乎只需要考虑援助者方面的问题，而不需要考虑被援助者方面的问题。在这里，不得不考虑其他因素，如进一步挖掘援助物品本身是否是从被援助者那里剥削过来的。究其实质，全球正义——不论动机是否高尚，也不论制度设计是否可行——在很大程度上，它和全球不正义一样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长久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总是难以摆脱将欠发达国家作为一种客体而并非平等的主体来对待。基于此出发，只能导致原先西方国家建立的殖民地体系在逐渐解体之后，旧的问题依然存在，新的问题又不断产生的境况。

　　这些问题的产生根源，正是历史形成的全球不正义。因此，在全球正义之前，必须要先考察一下全球不正义。其考察范围以非洲——主要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作为重点区域，因为这里是资本主义世界全球扩张开始的地方，也是影响最为严重的地方。而其考察范围并不仅限于此，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全球扩张已然使得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全球问题。

　　举个例子，当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般家庭花费几欧元购买巧克力的时候，在西非就会有近20万童工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为不到两欧元的日薪而被西方跨国食品企业剥削。由于中间环节的存在，人们在享用美食时，并不会了解巧克力背后的“辛酸”。这些巧克力童工的悲惨境遇，并没有比100多年前在刚果河流域收割橡胶的非洲人改善了多少。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矛盾相对缓和，不过是受到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变化的掩盖，资本主义国家把危机和剥削转嫁给了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

　　100多年来，不断有人去揭露真相，时至今日，也有很多人去援助在这一处境当中的人们。而此时，则产生了为什么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已发生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还会存在这种现象的问题。为了解开疑惑，需要重新回顾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历史。

　　在《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这本著作中，圭亚那学者沃尔特·罗德尼清晰地指出，自15世纪欧洲殖民者到达非洲西海岸以来，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殖民者使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有意识和有计划地重新组织了非洲的经济社会，完成了对非洲从自然资源到人力资源上的破坏性掠夺。他们早期使用的手段不外乎坑蒙拐骗外加暴力，后来扶植当地代理人作为傀儡以及使用跨国公司进行剥削。非洲自然资源丰富，自然地发展出自己的文明和文化。在欧洲殖民者到来的时候，两者之间的社会、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差距并不是非常巨大，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5个多世纪以来有计划的剥削之下，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转移使得资本主义世界在各种积累之下实现了加速发展，而非洲则是加速衰败，即资本主义世界现在有多发达，非洲现在就有多落后。更为可悲的是，正是因为这5个多世纪以来的剥削导致两者之间的全方位差距，使得非洲人民很难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在非外力介入的情况下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只能继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产业链的最下游而被剥削。

　　今天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非洲人民总体上依然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其中一些人甚至缺乏足够的食品和卫生保障等基本生存要素。他们不仅要继续忍受西方经济势力所编织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剥削——虽然在殖民主义转变为新殖民主义后，这种剥削并不像历史上那样直接和野蛮，而且也要忍受5个多世纪以来，自身经济结构被彻底破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如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曾评价，其实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文明，他们只是用一些虚假的观念将自身野蛮的本性包裹起来而已。

　　因此，全球正义只有在消灭西方国家主导的不正义的全球经济体系时才能完全实现。而经济全球化给不同民族和国家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为了让更多人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作为这一进程中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致力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在强调利益和成果各方共享的同时，也要强调责任和风险各方共担，这也是“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的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