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一书被翻译成中文之后,法律东方主义话题又重新获得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法律东方主义在当下中国重新获得重视,不仅与相关书籍的翻译有关,更关键的是与当下中国在走向世界结构中心位置时所产生的信心、身份及认同有关。由此看来,对法律东方主义问题的讨论越发显得重要。

　　对待法律东方主义的

　　两种态度

　　法律东方主义是在东方学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按照萨义德的看法,东方主义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一种话语霸权,这种话语霸权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之上。在东方主义视角中,与西方相对的东方被矮化、丑化和弱化,最终迫使作为东方主义对象的东方接受西方对东方的定义。通过将东方学的思维、表达方式运用至有关近现代美国—中国在法律领域相互关系的分析上,络德睦发现美国与中国交往中同样遵循美国/西方中心主义立场。通过对中国自身法律制度、法律实践的野蛮化处理,使得中国不得不接受美国所理解的文明的法律制度、法律实践。李秀清教授在对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面向在华西人的《中国丛报》(1832—1851)中有关中国的报道进行整理分析时也发现,当时的美国确实存在反感清朝法律的态度,“特拉诺瓦案”有关中西观点的交锋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由此看来,对法律东方主义的逻辑及表达,果然所言不虚。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法律东方主义呢?

　　对法律东方主义有两种基本的态度,一种是接受法律东方主义对中国的理解,一种则是反对法律东方主义对中国的描述。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新文化运动期间,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戊戌变法及全盘西化的主张,表面看是中国自主接受西方国家的技术、制度及文化,实质则是承认西方所理解和定义的中国,具体言之,即是经济、社会、制度及文化落后和低于西方国家的印象。其实,不仅是救亡图存中我们接受了法律东方主义对中国形象的理解,即使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法学研究中我们同样存在有意/无意地接受西方的现代化范式、线性的历史进化观等问题。正因为如此,这才有了邓正来教授所大声疾呼和深刻反思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之问。另一种态度则是对法律东方主义中所勾勒的中国形象进行反思,揭示法律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所具有的不足。郑戈就曾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等人对东方专制主义、对中国人缺乏普世宗教指引因而无法在精神上完成个人主体性建构的描述,如今已经被许多中国人内化为自己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上述两种观点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具有后者否定和超越前者的逻辑。但上述两种观点有没有共同之处、有没有需要反思之处呢?答案是肯定的。

　　认清法律东方主义的真实逻辑

　　法律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有特殊性和普遍性两种逻辑,遗憾的是,很多学者仅看到了法律东方主义作为特殊性思维逻辑的面相,这也是上述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作为特殊思维方式的法律东方主义,就是萨义德、络德睦及李秀清他(她)们所意识和分析到的法律东方主义,它具有特定的立场:西方中心主义;特定的逻辑:弱化、丑化及矮化东方;特定的目的:建立政治经济文化霸权。毋庸置疑,对于这种意义上的法律东方主义,需要予以深入揭示和批判,不仅在于它没有给予作为自身认识对象的他者东方、中国以足够的认同和平等,更在于该观点要是长期甚嚣尘上,可能会使得作为其认知对象的他者慢慢接受这种假定,从而落入认知的逻辑陷阱中。譬如,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于1832年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主要目的就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强盛,扭转中国人将西方视为“蛮夷”的做法,冲击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优越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