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状态下，公众对于相对存在时间较久的威胁较为熟悉，风险放大效应出现的概率相对小一些。对于新出现的威胁，公众认识上比较陌生，掌握信息偏少，风险放大效应的出现概率更大。可以利用风险沟通策略，引领社会的风险认知、态度及立场的理性平和氛围。

　　风险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并非简单的物理性的符号存在。实际上，这些风险信息在特定因素的作用下，对个体而言充满着“意义”或“内涵”，可以实现由物理性的符号存在到社会性的信号存在的转向。这种转向使得风险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诸多环节有可能放大信号的社会影响，产生非同一般的传播效果。

　　媒体报道对于公众风险认知有重要影响

　　弗鲁尔等人在英国媒体事件语境中考察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效用，分析了媒体大量报道转基因食品风险对公众感知的影响。这些报道中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信息描述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所预设的信息属性极为吻合。从信息数量上看，各类媒体充斥着转基因食品的报道，营造出“热岛”现象，引发公众注意力的汇聚以及情感的渲染，导致心态的失常与恐慌。可见，单是海量的报道信息就可能发挥出风险放大器的作用。从信息观点上看，这些报道往往存在意见分歧，各执己见，立场难以统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公众难辨是非，容易推高风险认知的水平。从信息表述上看，有些报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刻意采取风险事件实例及“情节化”表述来完成信息传达。风险信息经过烘托、渲染，甚至故事式加工处理，诱发公众高水平的风险认知。从信息概念及术语的使用上看，借用公众熟悉的，具有象征性含义、隐喻色彩以及神秘联想的称号，抑制公众启动理性思考，促使公众简单的情感迁移，夸大风险程度。

　　风险信息在成为社会性的风险信号过程中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首先，能够放大风险的信号通常涉及与个体基本生存权益关联的内容（如人体健康、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体现出与“未来”相关联的性质，具有某种不确定的危害信号，并有社会活跃人士积极鼓吹和制造社会舆论。他们就风险的后果承担和问责主体等问题具有两极分化的观点，这种对立冲突越强烈、越不妥协，越容易吸引公众的注意，并引起风险认知的社会放大。其次，放大了的信号通常包含着责难和问责的色彩，容易引发实际的追责以及惩罚行为。责难具有多重维度，是重要的信号类型。复杂风险事件当中澄清哪些是“受害者”、哪些是“施害者”往往非常困难。一般来说，关于自然灾害的媒体报道叙述的内容有限，并且具有选择性。针对自然灾害，明确哪些机构承担责任，对它们进行责任追究相对困难。相比之下，人造技术（如转基因生物）的可能危害更容易确定哪些机构应当承担责任，并对其问责。其中一个流行的观念是，以非自然的手段干预、改动甚至破坏天然的本性秩序，如果由此产生严重后果，需要惩罚发动、允许此种行为的机构。在应急管理当中，后果承担和问责主体等尖锐问题往往体现在官方危机回应的能力以及时效上。而媒体报道对于公众认知和评价这些官方的回应起着关键作用。第三，在一定时间等条件的作用下，如果社会环境能够创造、凝练出与风险放大高度相关的特定语言、意象或标志，并且这些符号生动形象，广为人知，深入人心，那么这些信号就能够有效传播，风险放大便非常容易发生。在满足时间要求和事故发生的情况下，推动风险放大的力量与媒体焦点是否容易形成也有紧密的关联。如果没有明确的问责对象，媒体就较难树立一个舆论监督和批评的核心焦点，并围绕该焦点去建构、组织和推动风险叙事以及情节化风险事件的描述和传播。如果危害所具有的、能够延展的风险时间周期是可以预测的，那么即使这些危害可以引发一些能够传播的风险信息，它们也不太容易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