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现了两条不同的宏观经济运行轨迹，其反映在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上，差异尤其显著。中国、德国等经济体出现了工资份额回升的现象，而美国、英国等经济体的工资份额则继续保持了危机之前的下降趋势。2014年以来，托马斯·皮凯蒂等人的研究显示，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贫富分化程度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加重。与此同时，劳伦斯·萨默斯等人提出，美国正面临“长期经济停滞”。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危机之后美国宏观经济矛盾的暴露，政治经济学对美国宏观经济运行模式有了更加清晰和系统性的认识，即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了由金融化、贫富分化与积累停滞共同构成的陷阱之中。

　　金融化、贫富分化与积累停滞相互加强

　　金融化、贫富分化与积累停滞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当代美国资本主义整体矛盾的三个方面，三者彼此影响、相互加强。美国经济面临不断恶化的长期趋势，金融危机、极端不平等和经济停滞都是这一长期趋势的经济后果。

　　金融化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的经济现象，表现为金融部门内部盈利模式的变化、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提高，以及金融业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对经济的影响加深。政治经济学对金融化的内涵、产生原因、其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关系、对收入分配和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等问题最早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金融化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会对收入分配和实体经济投资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金融化加重了贫富分化，增加了最富裕人群的收入占比和财产占比，并压低了工资份额。金融化造就了金融部门食利者阶层的崛起，金融部门的利润在全部利润中的比例大幅提高，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仍然维持在30%左右。同时，金融化改变了大公司管理层的激励方式，其收入大量来自公司股价的提升，使他们成为近三十年最富裕人群中的“新贵”。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管理者往往尽力减少雇员、压低工资，从而使金融化间接压低了工资份额。金融化还使劳动力再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增加了普通家庭用于生活必要支出的负债和利息负担，这对本来就面临实际工资长期停滞的普通家庭来说，无异于二次剥削。此外，金融化增强了金融机构对国家的影响力。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应对措施集中于挽救金融机构、恢复金融市场，而创造就业的政策乏力，以致危机之后最富裕人群的经济地位经历了短暂下滑之后迅速回升，而普通家庭则遭受了持久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