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中，“正义”的意思是公正与恰当，与公平、公道、正当、正直是同义词或近义词。在希腊文中，正义一般写作“dike”，可以解释为公正、权利、秩序或法则。只要有人群聚居的地方，就必然有正义和非正义、公平和不公平的冲突。公平和正义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目标和价值。柏拉图、西塞罗、奥古斯丁都思考过正义或公义问题。通过了解他们的相关思想，可以领略希腊罗马民族的求义精神。

　　尽管人们对正义进行思考时总要联系具体的道德评判，然而“正义观”不是对事物是否正义的道德评判，而是对正义的理性认识。柏拉图是讨论正义问题最多的一位古希腊哲学家。他的著作《国家篇》可以称作西方古代的“正义论”。柏拉图突破了苏格拉底的个人美德论，将其扩展到社会公德领域，从而将社会伦理思想与政治融为一体，设计了一个以正义为原则的理想国。他指出：所谓正义就是“每个人做自己份内的事，不去干涉别人份内的事”，“如果商人、辅助者和卫士在国家中都做他自己的事，发挥其特定的功能，那么这就是正义，就能使整个城邦正义”。在正义问题上，柏拉图批判功利主义而坚持本质主义的正义论。西塞罗和奥古斯丁则在不同文化场景中发展了本质主义的正义观。西塞罗在吸收了斯多亚学派有关自然的解释后，对正义做出了较为圆满的解释。奥古斯丁用基督教的上帝取代了柏拉图和西塞罗的“正义之神”，把正义解释为上帝安排的事物的秩序与和谐状态，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一个完全正义的“上帝之城”。

　　柏拉图在探求正义的绝对本质时遇到一个棘手的理论问题：人们实行正义是自愿的吗？如果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那么正义还有什么绝对本质可言呢？西塞罗把这个问题转化为义务问题，即自觉自愿地履行义务。他指出：“本质上正当的行为之所以是公正的，仅在于它是自愿的。”

　　奥古斯丁用和谐的秩序来解释正义。他说：“正义……的任务不就是让一切事物各得其所吗？由于这个原因，人自身就有某种天然的公正秩序，灵魂服从上帝，身体服从灵魂，而身体和灵魂都服从于上帝”；“身体的和平与它各个组成部分的平衡有序相关。非理性灵魂的和平在于欲望的正确有序，理性灵魂的和平在于认知与行为之关系的正确有序，身体与灵魂的和平在于生灵的生活与健康的正确有序，人与上帝的和平在于永恒法则之下的有序的服从和信仰，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在于心灵与心灵之间的有序的一致。家庭的和平是一种有序的涉及命令与服从的协调；就居住在一起的人而言，城市的和平是一种有序的涉及命令与服从的协调；就公民而言，属天之城的和平是一种完善的秩序与和谐，享有上帝，相互之间共处于上帝之中。一切事物的和平在于秩序的稳定，秩序是平等与不平等事物的配置，使每一事物有其恰当的位置”。

　　西方古代思想在正义问题上有这样一个逻辑进程。柏拉图想要透过现象发现事物的本质，在正义问题上也不例外，他将正义之相视为超验的实在，一般人所见所论均为有关正义的现象，看不到正义的本质。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追寻到这种大智慧，从而成为哲学王。西塞罗的观点坚持了柏拉图的本质主义，又吸取了斯多亚学派对“自然”和“法”的解释，对正义做出了较为圆满的解释。奥古斯丁作为一名基督教思想家，用基督教的上帝取代了柏拉图和西塞罗的“正义之神”，但在理论类型上仍坚持本质主义，把正义解释为上帝安排的事物的秩序与和谐状态。最终，柏拉图正义之相的超验性使他无法设想人的平等，西塞罗的自然理性使他可以设想公民权利的平等，而奥古斯丁的正义的上帝使他能够设想人虽然不能完全认知上帝的正义，但可以瞥见上帝正义的余光。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奥古斯丁构筑了完全正义的“上帝之城”。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