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杭州图书馆的首席古籍修复师赵凌成为网红了。这源于3月4日杭州《都市快报》的报道:3月3日一场“我在杭图修古书”的网络直播吸引了超过10万人次在线观看,即时评论区也热闹非凡,同城的同行——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修复组的老师们也集体在线看直播甚至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这火爆的直播场面不由让人联想到前不久热播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不得不说这场直播与此纪录片密切相关,再次燃起了人们对穿越古今的文物修复工作的热情和期待,也折射出这个纪录片关注度之高、影响之大。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先后上映了电视版和电影版,把热播的电视纪录片转换成电影纪录片是比较奇特的。由文本改编成影视一直是圈内常用的手法,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的转换有青胜于蓝的,也有逊色原著的,更多的则是在原著上加以创造再现。无论是文字语言文化还是视听语言文化,都使接受者得到了不同的体验和感悟。就影视而言,电影大获成功之后改编成电视剧比较多见,这也是适应了大众传播媒介和现代社会生活飞速发展状况的,而把电视转换成电影,是近年新见的,电视纪录片热播之后转换成电影纪录片的则更为鲜见。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映之后好评连连,不久就上线了同名电影版,由此引来不少议论,其中的利弊得失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电视版《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三集分别展示三个板块修复内容:铜器、宫廷钟表和陶瓷的修复;木器、漆器、百宝镶嵌、织绣的修复;书画的修复、临摹和摹印。整个纪录片的叙述线索很清晰,文物修复过程通过画面很细腻地呈现出来,大师们的潜心专注与现代科技的结合还原了文物的原貌。如康熙六十大寿时儿孙送的万寿屏,这存世三百多年的屏风是如何修复的?那些形形色色姿态各异的大型时钟又是如何恢复机能的?还有那残损的乐器、漆器、木雕等又是如何修旧如旧的?在展示这些文物修复的过程中还穿插了一些与此关联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情景,引发了观众极大的好奇和兴趣。漆器室师徒相传已是第四代的闵俊嵘在做乾隆御稿箱的修复时是这么介绍的:纯粹的漆器经过木胎—刮灰—裱布—涂髹饰层—12层黄—25层红,然后开始雕刻。这个过程听上去已经够复杂的了,而乾隆的御稿箱单髹饰层就涂了有120层左右,在此基础上再雕刻,工艺水平和制式都是顶级的,修复之后的红色御稿箱上雕工精美的云龙纹让人惊叹不已。

　　除了高超的修复技艺,片中文保工作者对工作由修复到重新认知的感悟更是触动人心。正如镶嵌组孔艳菊所说:“其实修件文物是蛮有意思的,可以了解古人是怎么雕刻的?如何构图的?又是怎么做成的?它又干吗用了?这中间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实际上都很有意思。是凑合凑合就行了呢,还是就不能凑合,认真对待它,(这样)就会觉得有一种精神的东西在里面……”——这些娓娓道来的感悟很温和地传达到观众心里,产生共鸣,也使得观众对于文物及文物修复产生新的认识。电视中还有不少反映文物修复工作者业余生活的画面,表面看似乎有游离感,而实际上跟整个片子达到一种契合:舒缓、沉稳而安宁。这一个个场景不仅让观众一睹文物还原后的风采,也目睹了文物修复大师的风貌。比如钟表组王津老师与参加过千场钟表拍卖会的华人钟表收藏家的对话,那种淡定从容源于内心;再有,当经千年岁月冲刷洗礼的木雕佛像修复好要运送时,工人们在捆扎固定佛像,屈峰老师一本正经地说“菩萨你们竟敢这么捆着”,不禁让人莞尔,一下拉近了高深的故宫、神秘的修复者与寻常百姓的距离。

　　应该说,电视版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之所以受欢迎,是因其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电视观众的期待,期待了解深藏故宫的文物,期待认识那些让文物溢彩生辉的大师,而这个过程又会唤起或衍生出观众更多的期待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