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2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公布，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意见明确提出，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体现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同时还强调要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就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制度。据悉，自国务院2014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来，全国已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的省份达到30个。

　　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在此我们发表本报特约记者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教授的专访，以飨读者。

　　你也许想不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教授是个根正苗红的“红三代”——祖父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许；父亲黄钢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编剧，先后在《解放日报》、新华社、中宣部、《人民日报》从事新闻写作、报告文学创作和时事评论工作。

　　在交谈的过程中，记者屡屡领教了黄教授平和语调之下那直率的观点和犀利的反诘。在直率与犀利之外，记者体会最深的是他那份真切。

　　行政城市化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经在中国的媒体上署名发表了三篇有关城市化的文章：《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城市化如何让农民工受益？》《中国城市化需去政治化》。您在文章中频繁提到行政城市化这一现象，可否解释一下它的内涵？

　　黄亚生：城市化指的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意味着乡土意识及行动和生活方式向城市意识及行动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但中国城市化中乡和镇的地位大多是由自上而下的行政审批决定的，即由地方政府批准哪一个是镇，哪一个是乡，其分别不是通过人口规模、人口密度、经济活动等来明确界定。

　　行政手段对城市化进程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城市—农村二元户籍制；户籍壁垒的存在硬生生地将在城市中务工的农村人口排除在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权利和福利体系之外。

　　古今中外，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大多是自发的、由经济因素所驱动的。在城市中务工，收入相对高，但是生活成本也高。如果经济利益低于农民的期待，那么他们就不愿意留在城市中，不愿意成为城市居民，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就会减弱。反之，如果农民认为留在城市会使自身的经济地位和其他福祉得到提升，那么他们就愿意成为城市居民，拥抱城市意识和生活方式。这样的城市化是自然而然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央政府在2014年3月16日推出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实施至今已两年有余。文件指出，将“更加尊重市场规律”，“使城镇化成为市场主导、自然发展的过程”。虽然政府不会放弃其引导地位，但“更加尊重市场规律”的承诺是一个显著的进步。

　　黄亚生：如果不改革户籍制度，“市场主导、自然发展”的城市化很难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