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笔者《也谈马克思笔下的三种“儿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2月2日B02版）一文，陈炎先生以《再谈马克思笔下的三种“儿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18日B02版，以下简称陈文）做出了回应，在此表示感谢。为深入探究马克思的原意，厘清相关理论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对此话题进行辨析。

　　“粗野的儿童”指游牧文明

　　陈文认为，印度河文明的缔造者之所以选择东迁，旨在躲避水患；“粗野的儿童”是指印度文明，理由是印度河文明消失后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通过暴力建立国家政权，种姓制度则是其突出体现。

　　首先，对于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突然消失的原因，目前代表性的观点有过度开发说、自然灾害说、生态演变说、战争毁灭说等，但不管是哪一种，均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假定和推测，缺乏更有力的考古学成果的支撑。因此，笔者认为不宜“决断”。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倾向于其中一说也很自然，故在此不再讨论。

　　其次，一种文明的标志和性质如何，不能仅以国家政权是否建立以及如何建立来衡量。在上古时期，游牧部落以暴力征服形式取得国家政权的有不少，何以认为马克思所言“粗野的儿童”单指印度？除古印度文明外，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都曾被游牧部落征服，华夏文明的主要缔造者黄帝一族在入主中原之前，“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也本为游牧生活的常态；西方世界的罗马帝国最终亡于早期以游牧为主的日耳曼蛮族。比较语言学与比较神话学研究的成果表明，创造希腊文明的主体民族也是雅利安人的一支，这又作何解释？

　　再看种姓制度。陈文提到，语言学、人类学证据表明，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征服者歧视和压迫被征服者的产物。实际上，印度种姓制度与早期社会分工、印度教信仰和种族血缘关系等问题均密切相关。李斯累的“种姓是种族歧视的结果”学说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它难以解释在雅利安人从未征服过的印度南部和东部地区，缘何种姓制度同样根深蒂固甚至更为发达强韧。此外，种姓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在世界上许多民族都存在过，如古王国时期的埃及等，缘何独有印度的种姓制度影响最为深远，也非单一的种族视角可以解决。

　　笔者认为，辨析马克思笔下的三种“儿童”，还应从不同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民族性格入手。“粗野的儿童”原意当指对罗马文明造成毁灭的日耳曼蛮族，也可广义理解为曾在人类文明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游牧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