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清俐）“诠释学是沟通中外古今思想的桥梁。我国两千多年丰富的经典诠释学经验和历史已构成世界经典诠释的重要宝库，创建中国经典诠释学不仅是中国传统哲学实现现代转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开拓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 4月23日，在大连理工大学举行的“接受、转化与创造：诠释学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洪汉鼎如是说。

　　事实上，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以来，不乏学者基于对现代中国学术的深刻反思，提出“回归中国”、“回归古典”、“汉语哲学”等命题，种种诠释学的诉求正在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进入新阶段。

　　以诠释学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

　　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文化传统下，如何处理经典文本，人们常常面对这样的张力。而如何解释和理解经典文本，正是诠释学要回答的问题。“通过诠释学，经典文本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被解读出新的意义，焕发新的生机。”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景海峰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

　　20世纪以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等将诠释学从方法论转向本体论层面，继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思潮之后哲学诠释学成为显学。在洪汉鼎看来，诠释学不只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理解作为诠释学任务，是一种过去与现在、陌生性与熟悉性、传统与现代的综合，包含着反思的向度。

　　20世纪末以来，诠释学成为我国学者诉诸中国学术反思主要话语表达方式。如有学者提出创建“汉语哲学”，或提出“以中解中”、“以古解古”等主张。对此，洪汉鼎认为，这样一些诠释学的诉求其出发点是要摆脱学术领域西方话语的主导，有些主张或有偏颇之处，却表达对进入现代学术形态和学科化体系的中国哲学身份的反思，以及将诠释学视作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进路。

　　现代中国哲学是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瓦解之后，依照西方哲学模式和方法逐步建立。一些学者看来，传统的经史子集进入现代学术日渐沦为“材料状态”。正如景海峰所提出，西学东渐以来，体制化、分科而治的现代学术观念下，语言学、文献学与哲学的分家使得中国传统哲学资源被分割，阐发思想端赖于西方，只有在处理史料时才用到训诂。诠释学则有望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化的路径。

　　洪汉鼎回忆说，北京大学已故著名学者汤一介曾多次中国传统哲学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如何与西方哲学对话这些问题撰文探讨，他认为，其途径唯在诠释学。

　　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努力

　　中国有着悠久的经典诠释传统。湖南大学教授李清良告诉记者，从先秦时代起，儒道墨法诸家就已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思和探索了诠释之道，提出许多原则如“述而不作”、“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得意忘言”等等。秦汉以后，每个学术新时代的开启，更与诠释之道的调整与转型密切相关。

　　与西方学术丢弃解经学，发展出诠释学不同的是，中国的经典诠释在传统学术史上一直保持延续。洪汉鼎认为，中国经典诠释不限于儒家经典，更不限于古代几部经典。如从汉武帝开始形成的经学这套独特诠释系统，此后更形成了，训诂、考证、文字、音韵等一套学问。但我国古代虽有漫长而丰富的经典注释经验和历史，但并不能构成经典诠释学。

　　20世界70年代，哲学诠释学被引介入中国，中国学者钱钟书先生等人开始引用、介绍西方诠释学理论。80年代以来，相关翻译、评价与运用蔚然成风，同时也出现试图建立中国诠释学的主张。李清良介绍说，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最先提出建立“本体论诠释学”，90年代末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汤一介提出建立“中国解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