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勃兴以来，西方协商民主的概念日益复杂化，呈现出多维度的内涵；与之相对应，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线索或路径也渐趋多样化。2010年，约翰·德雷泽克和西蒙·尼迈耶在《协商治理的基础和前沿》一书中将2000年之后的西方协商民主概括为四个转向：制度转向、系统转向、实践转向和经验转向。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演进看，对“系统转向”中的“协商系统”观念进行梳理和考察，有助于把握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实质。

　　协商系统观念并非一种孤立的协商民主理论，产生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过程。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和推进源自于对“代议制民主特性不足”的反思，其核心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消解协商民主的规范性意蕴与制度性落实之间的张力。这意味着，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旨归是推进协商民主在现实社会的制度化。从制度层面看，公民陪审团、协商民意调查、共识会议等小众论坛是落实协商民主规范和理想的“捷径”，因而它们一度成为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典范”，被运用于各个层次和领域。然而，在现代大规模复杂社会背景下，这些制度形式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内在缺陷。“小众”设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决策效率和质量，但具有封闭性特点。因此，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系统转向”构成了对专注于通过“小众”来确保协商质量的“制度转向”的矫正。

　　“协商系统”概念由简·曼斯布里奇在1999年提出。他认为，“协商系统”涵盖了国家层面的正式协商制度、市民社会的协商以及合法的个人行动。之后，约翰·帕金森基于现代大规模社会的现状发展了曼斯布里奇的协商系统思想。帕金森明确提出，协商系统整合了微观协商和宏观协商的优势，并试图克服其弱点，以确保广泛的民众参与，因而更具包容性。卡洛琳·亨德里克斯在探讨协商民主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时也意识到协商系统所具有的优势，他认为，把协商民主构想为单纯“宏观的”或单纯“微观的”，都是不切实际且非包容的。微观路径具有排斥性；宏观路径虽然更具包容性，但其交往方式存在着扭曲的可能性。更有前途的路径是那种注重中介、多样性和相互连接性的“整合性的协商系统”。从规范性上说，协商系统就是在民主原则、民主实践和民主制度的前提下，超越单一性的小众协商论坛，运用整体的、系统的方法来理解和落实协商民主理想，力图从系统性和关系网络中实现民主的合法性。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系统转向”体现了三个特点。其一，现代大规模社会将全体人民聚集到一起进行协商是不可能的，因而代表与被代表之间的合法关系是关键。协商系统考虑到了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功能以及不同角色的分工与协作，从而为现代大规模社会的民主决策提供了更加现实的制度化路径。其二，协商系统路径有助于克服小众论坛的偏狭性，为促进民众的广泛参与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和现实的机制。其三，协商系统路径通过在不同阶段运用不同技术或渠道提高了决策的质量，在落实协商民主的公开性价值时，能够整合不同制度形式的优势。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虽然西方协商系统路径把协商民主设想为一种有着不同元素、层次和焦点的系统，为整合不同的制度类型和方法提供了一些借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已完全解决民主决策合法性之道。正当一些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家对协商系统抱有乐观的展望时，另一些学者明确指出“协商系统”方法的缺陷。比如，克里斯蒂娜·拉方特提出，小众方法的局限即便在整合性的协商系统中也很难克服，利用协商小众产生政治决策仍然会削弱而不是增加作为整体的协商系统的合法性。曼斯布里奇、帕金森、艾斯特伯等许多学者也意识到，为使协商系统制度接近协商民主理想，必须注意协商系统自身的若干病理问题，如过度耦合、社会控制等等。

　　总之，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本质上是自由代议制模式的“补充形式”，即便以协商系统路径推进现实世界的协商民主制度化，同样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