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阐释而来的意义似是而非，根本原因在于理论征用文学证明自身，背离文本原生话语的意义指涉，这是强制阐释的核心性质，势必会侵蚀、破坏文学理论的本体，使之变得越来越不纯粹，当代文论危机的发生也就不奇怪了。

　　在对当代文论的反思中，艾柯等人提出过度诠释的概念，用以描述文学释义中背离作者原意的“无效阅读”；张江提出强制阐释的概念，用以描述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两个概念看上去相近，但在性质、特征和批判力度上却有很大的分野。后者不仅揭示了当代文论的危机根源，而且对当代西方反启蒙、反理性话语思潮进行了反戈一击。

　　借助文学释义证明理论自身

　　何谓强制阐释？张江认为，一种文学解读不是从作品出发，而是从既定的理论或假说出发，强行规整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指涉，从而达到澄清理论自身的目的（《当代文论重建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就性质而言，强制阐释既不致力于文学理论的建构，也不关注文学作品的意义所指，而是强行借助于文学释义去证明理论自身。海德格尔就明确表示：“生存论分析便持驻地具有一种强行施暴的性质。”（《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版）由此他对《安提戈涅》的阐释就不在于文学释义，而是致力于“天命消息”的获取，企图将“不再形诸文字但却被说到了的那些含义展示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然需要行使强力”（《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至于为何必须“施暴”，海德格尔说：“这种阐释若不从某种‘设为前提的’一般生存论的观念又从何处得到其指导线索呢？”（《存在与时间》）可见，理论先行是强制阐释的根源。

　　伽达默尔迷恋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在文学阐释上“不是把文学当做对象来进行主题研究”，而“仅仅是服务于诠释学的实施”（《美学与诗学·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解释学为何偏偏喜欢文学和艺术？伽达默尔认为：“艺术的经验……使理解的本质问题获得了恰当的尺度。”（《〈美的现实性〉中译本前言》，《外国美学》第七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换言之，理解就是文学和艺术的基本存在方式，它能够规范理解主体那些违反生存论分析指向的冲动。德里达也承认，他分析文学的目的是展开解构的思想（《书写与差异·访谈代序》，三联书店2001年版）。乔伊斯之所以令德里达着迷，就在于他的书写具有天然的解构主义特性。对德里达来说，“解构的阅读和书写不是去唤醒某种先决的、本原的意义”，而是“创造意义”，任何解构性作品的意义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和模糊的（张宁《雅克·德里达的中国之行》，《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6期）。因此，乔伊斯就是解构的幽灵，随时浮现在德里达的脑海中。在这样的视野中，乔伊斯的书写就失去了都柏林色彩，只剩语言的能指漫无边际地飘浮。

　　另一个强制阐释的典型是精神分析批评。弗洛伊德的《哈姆雷特》阐释并不关心文本的戏剧性和文学性，而是在乎哈姆雷特的精神分析对象性质。厄内斯特·琼斯的阐释进一步认为，克劳狄斯取代了父亲，哈姆雷特之所以犹豫，乃是因为不能容忍集乱伦与弑父于一身的念头。这些讨论引起了拉康的不满，他认为《哈姆雷特》阐明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菲勒斯匮乏引发的欲望主体”的故事。这依然是以精神分析理论假设为前提的，目的在于论述象征系统对于人的欲望能指的压抑。

　　不仅存在主义、新解释学、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存在严重的强制阐释，而且以建构文学理论为旨归的理论流派也存在强制阐释的情况。如形式主义学派的什克洛夫斯基，他强调文学语言的结构和陌生化，否定文学的形象思维，声称“已制成之物”并不重要，读者不是辨识某种形象，而是体验新奇，因而建议作家要像托尔斯泰那样利用“奇特的再现”手法展示事物（《散文理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他分析《霍尔斯托麦尔》的陌生化手法，认为事物是“通过马的认识而变得奇异化的”，人们体验的正是这种奇异之美。形式主义将语言学与符号学奉为佳臬，结果导致文学释义的澄清程度远远小于理论自身的证明。其他如结构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强制阐释的情形。

　　就以上而言，强制阐释已经不是过度诠释与否的问题，而是根本无关于文本意义的指涉性。尽管文本的意义是多重的、复杂的，但我们能明确，有些意义并非属于文本。强制阐释而来的意义似是而非，根本原因在于理论征用文学证明自身，背离文本原生话语的意义指涉，这是强制阐释的核心性质，势必会侵蚀、破坏文学理论的本体，使之变得越来越不纯粹，当代文论危机的发生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