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新技术浪潮席卷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这一进程中,人的控制力通过机器不断延展与扩张,社会要素与动力之间的连接性(interconnectivity)也由此重组。学者们使用各种概念术语来描绘这种结构性变化,从较早的“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信息化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到后来的“网络社会”、“知识社会”、“风险社会”、“全球化”,再到如今的“数字经济”、“大数据时代”。的确,我们进入了一个互联互通社会(a connected society)的时代。它的特征之一就是界限的打破与融合。

　　全体性研究成为必然

　　在互联互通社会中,互相连接的不仅是电脑终端及背后一个个社会个体,更是整个社会的动力要素,这迫使人类思考的宏大逻辑结构也因此更新。这其中有四个根本性变化。

　　第一,人际交往与社会距离的变革。互联网的信息、资金不断流转,带来物流和人员流动加剧,更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也重启了社会建构与社会运动的新通道。传播学者李金铨为此提出,这不仅是一个“天涯若比邻”的时代,也是一个“比邻若天涯”的时代。所谓的“全球村”与其说是将整个世界拉回到部落与村落的生存方式,不如说在人际交往密集化的表象下重建了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层面。现实社会中的结构及其流动在虚拟空间得以重组,但它绝不是现实社会的简单复制,其中有固化与瓦解,更蕴含重构和再造的可能性。

　　第二,社会诸种动力要素之间的联系发生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因果关系为主导的线性思维模式逐渐让位于复杂思维带来的混沌理论,它更强调整体性思维,也更强调偶然性因素。这启发了当代社会领域的思考。偶发性的“黑天鹅事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运动中越来越不稀有,因果链条逐渐断裂,只关注一组因果关系(甚至关注因果关系本身)都不足以解释社会现象的离奇景象,更促使大数据分析的全体性模式日益引发关注。总之,推及性研究日渐式微,而复杂性研究或全体性研究成为必然。

　　第三,时间与空间的再组织与再界定。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学家不断观察到时间与空间的变化。物理空间和绝对时间不断与社会时空相剥离,造就了曼威·卡斯特所言的“无时之时”和约书亚·梅罗维茨的“地域感的消逝”,也引发了安东尼·吉登斯的“时空延展”和大卫·哈维的“时空压缩”等持续性讨论。在互联互通时代,时空更深地非同步化,也把现代性的人类历史与环境重新组织。

　　第四,知识领域之间的界限日渐消融。知识分工源自生产分工,但单独的知识已经不足以处理日益联结的社会问题。真正的社会问题,只能依赖于各种人类知识的综合解释,甚至这种解释不再致力于提供解决方案,而是增进解决的可能性。互联网已经把国际性政治事件、金融经济与商务、社会结构分化重组、文化更新等维度融为一炉,对于传播研究来说,越来越大的挑战是去结构化,寻找新的传统、范式、方法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