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界公认的传播学基础理论起源于西方。如果要在中文语境下深化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让传播学说中文”，那么，首先要牢记“语言和思维互相决定”这一理论，意识到中文所特有的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与英文和其他语言的思维模式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传播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表述，以及研究成果在国际传播学界可能得到的认可程度。

　　突破现有规范和标准看传播学理论创新

　　学术共同体对于理论创新的可能应该抱持何种态度？又如何对待和评价可能出现的新成果？科学研究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已知的知识和已经确立的理论往往是通向发现未知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从思维的角度看，换句话说，最大的阻碍存在于学者自己的认知。这听似矛盾，但现实如此。传播学理论中的关键概念之一“刻板成见”和心理学的概念“图式”（schemata）不言而喻地佐证了这一点。微观社会学家“发明”的“框架”概念也是同一个道理。不论是否有媒体作为中介，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都囿于“先在认识”（包括个人心理特点、知识、经验）等。任何看似全新的、外来的信息、知识、理论都会被接收者（而非接受者）的头脑和情绪本能地纳入自己已有的认知“框架”、“成见”或“图式”。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社会科学研究者，特别是传播学者，似乎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排除”在这种思维陷阱的威胁之外，仿佛忘了它无所不在，不会因为某人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就得以幸免。依此逻辑推理，如果学术共同体依然以现有的公认规范和标准来衡量对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新表述，特别是以西方早已确立的学术标准来衡量理论创新，那么，任何理论创新都十分困难。

　　发现并承认科学思维的陷阱后，我们顺理成章地进入下一个话题：理论思维的规律。许多学科的核心理论都曾经历过正—反—合三段式的发展和嬗变历程，我称之为思维的宿命，像社会运动的惯性，又如钟摆一样，从一端摆向另一端，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平衡点。但是，也许由于传播学是特别年轻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背景杂糅的学科，又由于其研究对象貌似变化最快，传播学理论的演变史体现出一个致命的弱点：有热点，没前沿。读者一定会问：什么才是学科前沿呢？谁说了算？其实，既然传播学者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生活最为普遍的传播现象，研究者实在没有必要盲目追随和服膺某个权威，唯其马首是瞻，或是仰赖某些学者“划定”前沿。假如我们误认为每一个新传播技术问世并普及后产生大的影响，它就成为学科各分支的前沿，那么，实在是舍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