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首先把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划分四个阶段，并分别阐述了每个阶段的主要理论贡献。其次，文章认为，行为经济学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可以归结到两个方面：一是有限理性；二是社会偏好。有限理性有可能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说，而社会偏好理论则通过引入人的社会性，一改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人的社会性的做法，从而将经济学引入一个崭新的方向。从这个角度讲，行为经济学在未来完全有可能成为经济学发展的引领者。

　　关键词：新古典范式；有限理性；社会偏好；行为经济学

　　作者简介：周业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当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教授之后，行为经济学再次引起了热议。算上2002年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教授(Daniel Kahneman)和201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席勒教授(Robert J.Shiller)，行为经济学家已经是第三次获得了诺奖殊荣。如果再广义地看，2002年诺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 L.Smith)和2012年诺奖得主埃尔文·罗斯教授(Alvin E.Roth)因实验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获奖，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济学界对行为经济学的肯定，因为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交集太多，以至于被视为一体。而在其他的诺奖得主中，1978年诺奖得主西蒙教授(Herbert A.Simon)最早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称得上行为经济学的拓荒者之一；1994年诺奖得主泽尔腾教授(Reinhard Selten)、2001年诺奖得主阿克洛夫教授(George A.Akerlof)也都是行为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1999年克拉克奖授予行为金融学的开创者之一的史莱佛教授(Andrei Shleifer)，2001年又授予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拉宾教授(Matthew Rabin)，而类似2013年克拉克奖得主切迪教授(Raj Chetty)等在行为经济学领域也颇有建树。这说明行为经济学不仅仅是代表经济学曾经的一种进步，更重要的是代表经济学的一种未来。

　　作为经济学大家庭中的一分子，行为经济学为何能够备受青睐？许多经济学家一方面批评行为经济学过于另类和反叛，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行为经济学崛起和日益壮大的现实，这种矛盾的心理体现了这些经济学家对行为经济学又爱又恨的态度。行为经济学是非主流经济学还是代表未来的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究竟和新古典经济学是什么关系？行为经济学是否会像其他许多经济学分支那样，以叛逆的姿态出现，以归化的形式退缩回新古典范式的阵营？本文认为，行为经济学迄今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正逐步改变着原有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这种改变有些是边际上的修补，而有些则属于颠覆性的变革。行为经济学的这套新体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新古典经济学抗衡，是否能够发展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范式，还有待观察，但至少行为经济学给出了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将分三个部分讨论这些问题，第一节回答行为经济学究竟取得了哪些进步？第二节回答行为经济学所提出的新理论体系的本质是什么？第三节则讨论行为经济学是否能够担负起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重任？

　　一、行为经济学已经做了什么？

　　行为经济学常常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作非主流经济学，对标的是作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非主流的身份很容易让人们把行为经济学与其他已经存在的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相等同。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如果说其他非主流经济学仅仅只能在经济学大厦中偏安一隅，那么行为经济学则是在整个经济学大厦中翩翩起舞，如果这还是非主流的话，那么主流经济学家对待行为经济学的态度就是非常不公平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主流经济学家出于对行为经济学的恐惧和担忧，进而加以排斥。无论如何，行为经济学经过50余年的努力，已经成长为一个理论体系相对完备的新学科，并且表现出日益旺盛的生命力。

　　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对应了特定的研究纲领，相应的有各自的理论内核和保护带。第一阶段可称为行为经济学的萌芽时期。这个时期出现在上世纪40-5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尝试从心理学或者更广义的认知科学中寻求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新的理解，代表人物有卡托纳和西蒙等人。卡托纳(Katona，1951，1975)最早系统地探讨了当事人心理活动与宏观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预期内生与预期的宏观效应。而西蒙(2004)则在探索认知科学的过程中，结合经济组织中的决策问题，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这一假说可以说为后来行为经济学提供了思想的指导。这一时期还谈不上行为经济学，但卡托纳和西蒙等人的研究已经为后来的行为经济学构建了一条初步的研究路径，即选择的微观基础。在新古典范式中，选择本身是一个黑箱，而卡托纳和西蒙等人让人们看到了这个黑箱的存在。特别是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成了打开这个黑箱的钥匙。

　　到了上世纪70年代，行为经济学进入初创时期。西蒙在认知科学领域的探索无疑激发了众多心理学家对于个体选择和决策的兴趣，其中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的决策和判断问题的研究，其核心就是揭示个体不确定下是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的？背后的认知心理机制是什么？卡尼曼和特维斯基(Tversky and Kahneman，1974；Kahneman et al.，1982)认为，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判断和决策并非按照通常理解的那样能够精打细算，而是常常借助于启发式，也就是说，决策和判断受问题的描述、程序、个体的经验、所处的环境以及当时当地的情境等因素的影响；并且也很难估计出一个近似客观的概率分布，常常出现事件出现概率的高估和低估的情形。卡尼曼和特维斯基(Tversky and Kahneman，1981，1986)进一步发现，个体决策和判断还受到框架的影响，会出现框架效应。如果说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思想，那么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则明确揭示了有限理性的作用机制和作用基础；如果说西蒙告诉人们个体行为的黑箱在哪，那么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则是打开了这个黑箱。

　　正因为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这些开创性研究，使得后来行为经济学有了明确的理论内核。特别是卡尼曼和特维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y，1979)把其认知心理的研究推广到了经济学领域，首次对新古典理性经济人的两大偏好公理(完备性和传递性)进行证伪，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备择的理论模型——前景理论，从而宣告了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前景理论本质上还是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一系列认知心理研究的综合，但这个理论对于经济学的意义非同寻常，因为新古典范式的理论内核中最关键的就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而前景理论直接否定了这个假设，理性经济人在前景理论中不过是一个特例，无论确定下还是不确定下均如此。受到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系列研究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运用前景理论对传统的经济学主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代表性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塞勒提出了心理账户假说，基于此形成了行为经济学的消费理论(Thaler，1980，1985)；二是泰勒等人提出了偏好的时间不一致性(Thaler，1981)，莱伯森则进一步构造了双曲偏好模型(Laibson，1997，1998)，从而形成了行为经济学的跨期选择理论；三是阿克洛夫等人提出了效率工资假说，提出了新的劳动市场微观结构理论(Akerlof，1982，1984)；四是阿克洛夫等人在宏观模型中引入有限理性假说，提出了近似理性假说(Akerlof and Yellen，1985)，并形成了行为宏观经济学(Akerlof，2002)；五是席勒和史莱佛等人将有限理性和前景理论的思想运用到金融领域，形成了行为金融学(Shiller，1981；Shleifer and Vishny，1997)。所有这些研究都在传统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股行为经济学风暴，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传统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一阶段可称之为行为经济学的形成阶段，在时间上大概是上世纪70-90年代。

　　随着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前景理论的提出，以及史密斯等人实验经济学的推广，特别是史密斯解决了经济学的实验室实验的方法论问题(Smith，1976，1982)，行为经济学开始和实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大量的实验室实验的研究，行为经济学家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偏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Güth et al.(1982)设计出了最后通牒博弈实验；Kahneman et al.(1986)提出了独裁者博弈的设想；Isaac et al.(1984)、Isaac and Walker(1988)、Andreoni(1988)等人设计了公共品博弈实验等等，这系列实验给出了显著且稳定的社会偏好证据，Camerer(2003)通过行为博弈这一主题系统总结了相关的研究。和行为博弈实验相关联，阿克洛夫和耶伦(Akerlof，1982，1984；Akerlof and Yellen，1988，1990)在解释效率工资时，提出了礼物交换和公平偏好的思想，类似的还有Camerer et al.(1997)等人的研究。Camerer and Thaler(1995)、Fehr et al.(1993)、Fehr and Schmidt(1999)、Fehr and Fischbache(2002)、Rabin(1993)、Charness and Rabin(2002)等人把早期的各种实验研究进一步加以提炼和扩展，逐步形成了一个成型的社会偏好理论，这个理论不仅给出了社会偏好的明确定义，而且能够涵盖自利偏好以外的所有其他类型的偏好，包括利他偏好、互惠偏好和公平偏好等。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走出实验室，在实地和准实地实验研究中同样发现了社会偏好的普遍存在的证据，比如Henrich et al.(2001)。Akerlof and Kranton(2000，2002，2005，2008)进一步把社会身份纳入到经济学当中，身份和认同机制旋即成为社会偏好的重要一环。

　　行为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阶段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迄今仍没有结束。这个阶段的标志性的理论构建就是社会偏好理论，这个理论不仅仅是停留在认知偏见上，从而不仅仅是证伪理性经济人假说，而是在保留自利偏好的前提下，把个体偏好拓展到社会偏好，从而呈现出一个偏好的微观结构。社会偏好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行为经济学有了和传统的经济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内核，这意味着行为经济学注定会走上一条偏离新古典范式的理论路径，也注定行为经济学会逐步成长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范式。表1总结了四个阶段的基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