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北宋“古文”创作与经学研究表里相济。选择不同的儒学典籍，秉持不同的治学理念，不仅会造就内涵各异的学术人格，还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到“古文”作品的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及审美取向等。与此同时，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的史学研究，既为“古文”创作增添了“陈古讽今”的凝重感，又使诸多史家在“为文之趣”上有所差异。尹洙、曾巩、“三苏”等“文章之士”与欧阳修一脉相承，他们长于褒贬，精乎辞章；司马光学力老成，以雄赡简质的“史家之文”影响着范祖禹等后学晚辈。北宋文人学博而才高，援经史以撰“古文”，不尚奇崛；其论事说理之作条分缕析，颇具气势；他们以醇雅之作彰显个性品格，抒写自我情怀，展示因人而异的才情和韵致；经史之学和北宋“古文”创作之间的关联互动，就此呈现着深层而复杂的学理逻辑。

　　关键词：

    北宋 经史之学 古文创作 关联互动

　　标题注释：

　　北宋“古文”艺术的探索与实践，自始至终都与经史之学密切相关。尤其是仁宗天圣以后，凡以“古文”倡天下者，不为经学大家，即属史学名流，其渊厚博雅的学识修养，无疑为“古文”创作提供了不竭源泉。钱惟演嘱谢绛等“当用意史学”①，欧阳修谓尹洙“平生潜心经史”②，均谓此也。而与此同时，经、史修为不尽相同的作家，对“古文”内涵的理解与把握也会有所差异。虽说名流硕学之间“以同而异”的见解分歧隐微难求，但文学史家倘能审慎考察北宋经学、史学与文学之间关联互动的深层思致，其研究所得必能超越前贤，体现出创变求是的意义和价值。

　　经学之于“古文”，渊源深厚。北宋学人倡导“古文”，既是复兴儒学的必然要求，更是抗衡佛老、救治“时弊”的重要手段。在经学与“古文”表里相济的演变中，每位学人在经书选择上多有偏善，治学方法亦各自有别，这必将导致学术人格及为文理念的差异。如柳开、石介、穆修、尹洙、范仲淹及欧阳修等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彼此之间“和而不同”的见解分歧亦在所难免。从这个角度讲，北宋“古文”气韵色泽的多元变化，盖与其作者治经为学的个性差异密切相关，两者之间血脉互通，相得益彰。

　　宋初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等人在重新确立儒家“道统”和“文统”的同时，还竭力倡导“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③的“古文”，以便与“取科第，擅名声”的骈俪“时文”④相抗衡。后人虽谓其“古文”之作“体近艰涩”，⑤“终未脱草昧之气”，⑥但在文道久衰之后，其矫枉过正的效果仍不可否认。

　　不过，柳、穆与石介等人儒学探索的根柢和功力尚不及欧阳修和尹洙等，其所为“古文”往往“张大其说，欲以劫人之听”，议论说理存在“矫激”“粗而大”⑦的不足。以石介为例，他虽不惧“万亿千人之众反攻”⑧而力排佛老及杨亿，著《怪说》、《中国论》以捍卫儒道权威，但所为文章总有一种“自许太高，诋时太过”⑨的狂怪感；其《庆历圣德颂》指斥夏竦等人为“妖魃”“大奸”，引发朋党意气争斗，“厥后欧阳修、司马光朋党之祸屡兴，苏轼、黄庭坚文字之狱迭起，实介有以先导其波”⑩。假使石介能像孙复、胡瑗那样深于儒学，以学养性，秉持“中庸”之德，类似的矫狂与偏执或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