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内经济政策和制度运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这些新变化能否为资本主义带来转机，引发危机的因素是否已消除，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是否会有所改变？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调整的效果具体研判，更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展深入分析。

　　新变化

　　第一，在资本结构上，通过加强监管限制金融资本的过度发展。

　　作为对此次危机的反思，西方国家纷纷把加大对金融资本的监管、力图控制其贪婪性作为调整措施的重点。一是制定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如美国签署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引入“沃克尔法则”，对高管薪酬、风险交易、消费信贷等设定了新规则。英国《2010年金融服务法》将“金融稳定目标”新增为金融服务局的法定目标之一。德国制定了针对虚拟经济的《金融市场稳定法》。二是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建立新的监管协调机制。英国设立了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管理局，美国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澳大利亚设立了审慎监管局等。三是对金融企业高管的薪酬进行限制。美国政府规定，接受政府援助的企业高管现金薪酬不得超过50万美元。欧盟规定银行必须将现金红利的比例限制在红利总额的30%以内，数额特别巨大的则限制在20%以内。

　　第二，在产业结构上，掀起再工业化浪潮。

　　20世纪70年代以来，去工业化成为欧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特征。美国实体经济占GDP的比例从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制造业从1950年的27%降至2007年的11.7%。欧盟2007年工业产值仅占GDP的18%，吸纳的就业人数比为17.9%。为扭转这一局面，欧美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革命，重塑国家产业结构，将再工业化的重心放在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尤其是“绿色经济”的发展上。

　　第三，在所有制结构上，国有化再次成为保障资本发展的重要手段。

　　国有化曾经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前，航空、钢铁、造船、铁路、邮政等行业都是国有化的重点领域。在金融业中，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家资本所占的比重在1973年也分别达到了75%、60%和54%。危机发生后，国有化再次成为解救资本主义的重要手段。美国于2008年9月起以优先股、认股权证或普通股为交换，向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等企业注资。英国在2008年以500亿英镑购买主要金融机构的优先股，为其提供资本金。德国也在2009年通过《救援兼并法》，规定在特定情况下政府可以对陷入困境的银行进行国有化。

　　第四，在发展模式上，调整现有经济模式，力图为资本主义制度注入新的活力。

　　一是削减福利制度，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养老金和退休制度改革。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希腊等欧洲国家纷纷提出改革计划，提高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和养老保险金的缴纳比例等。二是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在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美国，更是采取各种措施刺激经济的发展，如延长减税政策、推进医疗保险改革、推出新移民法案等，力图扩大总需求，缩小收入差距以及引进人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