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旨在技术哲学的路径中讨论新媒体研究的理论视野与范式变化，以“技术”“语言”“媒介”三个关键词为焦点，反思主流传播学的理论预设，以及这种预设在新技术崛起时遭遇的挑战，重新思考“传播”的意义，及其与人类生活之根本关联，以实现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

　　作者简介：孙玮(1964- )，女，上海市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新闻传播理论、城市传播、新媒体理论研究。　　

    关键词：新媒体理论/传播研究/技术哲学

　　注释：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的城市传播研究”(批准号：15AXW007)。

　　引言 新媒体与旧范式

　　我们正在研究新媒体，我们关注互联网、手机、微博、微信，我们挖掘数据、阐释文本意义、揭示权力关系。总之，我们正在研究新媒体，如火如荼，“乱花渐欲迷人眼”。但我们同时看到，大量的所谓新媒体研究，只不过是在旧有范式中填充入新媒体材料，是不断地在用新材料验证旧理论。如果我们把新媒体视为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一种延伸，那么这种状态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因为范式决定了研究的角度、理念、方法。也就是说，新媒体的“新”，在传统大众媒介的研究范式中，呈现出来的必然是原有框架中某些既有功能的增强，而不是对基本概念、范畴、理论的扩展与突破。当前的传播研究正处在这样的悖论中，一方面，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新媒体搅动人类社会的基本方面，引发各种社会关系重构，出现了所谓传播革命；另一方面，传播研究大量沿用既有范式，比如“媒介赋权”的自媒体研究，不过是媒介作为主体功能的加强版解释，仍然局限于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如此，新媒体的“新”，在传播研究中只是体现为材料的新、原有功能的翻新，而不是思路的新、范式的新。传播研究面临的尴尬是：传播正在成为社会的构成性要素，走向社会的中心，但主流的传播学研究仍然在旧范式中打转，呈现高度“内眷化”状态。①新媒体促发传播实践走向中心，并不意味着传播研究、传播学自然成为研究的中心，正如哈特所说，“长期以来，传播这个观念代表的社会现象是多个学科的兴趣所在，这是被广泛承认的现实。”②当前的新媒体浪潮，更是激发了各种路径研究的浩荡洪流，一时间，“互联网”成为各个学科的关键词，传播学的核心命题不断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中被呈现。传播学的危机与机遇并存于此。如果不能从崭新的传播实践中缔造新的范式，传播学研究不但不能从边缘的、操作性的应用学科走向学术领域的中心，相反有可能极度边缘化。在大众传媒时代，研究“内眷化”的恶果或许只是自成一体、自说自话，与其他学科隔绝。而在新媒体时代，不改变“内眷化”状态，传播学研究恐怕将被淹没在众多学科的传播研究中。

　　一般认为，传播学的主流范式结构——功能主义是由哥伦比亚学派确立的，哈特如此说。之后大众媒介的研究主要是在功能主义的思路上延伸，比如，麦奎尔的修正提出所谓的“个体功能主义”，其形式主要是“使用与满足”研究。尽管如此，学界并没有花费许多精力去考虑功能主义的立场。“当代的传播与媒介的分析、大众传播理论的探讨仍然以保存完好的结构功能范式展开。”在哈特看来，“尽管对功能主义的批评日益加重，包括C·赖特.米尔斯对‘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的抨击，然而，用其他理论命题进行替代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成功的。”在此，哈特所举实例为芝加哥学派社会心理学脉络中的巨擘米德。米德符号互动论的重点是“行为主体的首要地位。个体在与群体的关系中实现概念重构，这样的概念重构强调的是互动和符号行为。……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关系是传播学兴起的基本要素；传播研究初期提出的问题有：个体如何互动，个体如何运用语言和媒介制度与环境建立关系。”哈特认为，“符号互动论是适合美国情况的理论发展，与功能主义不无相同之处。”因此，“传播研究的主要兴趣始终以功能主义为理论前提，始终处在帕森斯、哈佛大学社会学、默顿等人的研究成果影响之下。”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功能主义以社会结构和社会为焦点，二是它提供了强大的方法论，三是在此后40年里，相当一部分地位显赫的传播学家是在功能主义的传统中培养出来的。哈特以下这句话甚为关键，“结果，传播学的方法论和理论似乎是由一群深受功能主义影响的学者界定的”。哈特借用迪利亚的观点，揭开了功能主义成为传播学主流范式理论预设的谜底，“一组特定的人和特定的兴趣产生了传播学初期的组织，这就使得传播学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视野狭隘，造成了一些无形的内部紧张，以后的历史由此而定型。”③也就是说，功能主义之所以成为主流传播学的核心预设，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偶然，并非是绝对之真理。

　　哈特戳穿的传播学研究中的神话——功能主义被奉为不可动摇之基础——遭遇的质疑从未停止。如克雷格在20世纪末发表的论文中，梳理了传播研究的七大传统，呼吁学界对于传播理论中的不同学派与立场给予更多的思考，以反思传播研究的理论前提，进行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④虽然这篇论文获得传播学界的极大反响，获得多个学术奖项，但事实上，传播学研究仍然未能摆脱哥伦比亚学派奠定的功能主义范式。而延森认为，当前以互联网、数字媒体、移动终端为核心的新媒体崛起，为打破既有范式提供了绝佳契机。只有跨越传播领域内部的边界，才能真正反思并打破主流传播研究的理论预设。换句话说，只有在超越功能主义的层面，在更宽广的人文历史视野中，才能理解这样的论断，“无论是对于作为行动者的人类，还是社会实践活动而言，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⑤因为在功能主义的范畴中研究新媒体，看到的只可能是新媒体如何延展传统媒体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