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西融通的“互文性”理论视野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不妨从三个维度展开:其一,从“互文”之“道”维度看,“四大奇书”等经典小说与《史记》《资治通鉴》等经典史书之间,以及《水浒传》与《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之间存在“互文性”转换,这种转换基于天道与人道等文化哲学。其二,从“互文”之“术”维度看,古典小说的“互文性”主要通过“拟而有变”与“犯中求避”两种文法实现,前者常发生在古典小说不同文本之间,主要表现为《金瓶梅》《儒林外史》等小说“戏拟”前人小说文本,并营造出“反讽”效果;后者常发生在同一文本内部上下文之间,主要表现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常以“重复”笔法取胜,并由此获得意义增殖。其三,从“互文”之“效”维度看,古典小说文本彼此之间在力求“陌生化”、“惊奇化”的同时,也力求“相似性”、“雷同化”、“熟悉化”、“反讽性”等审美特效。总之,从“道”、“术”、“效”三维展开,中国古典小说之“互文性”研究当别开生面。

　　关 键 词:互文性/文本/道与术/拟与犯/熟悉化/审美效果

　　标题注释:教育部2012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2-0905)。

　　作者简介:李桂奎,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从创作情理来看,古今中外各种文学文本大多并非全然出自创作者的向壁虚构,而通常是通过多元化多向度地吸取他人文本而成。对此,前人曾有过不同程度的认知和阐发,提出了“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犯中求避”、“以故为新”等说法。近些年,随着西方相关文艺理论的引进,这种久已储备于中国文学批评传统而又蒙尘多年的理论方法被激活而纳入“互文性”视野。当下,对中外“互文性”理论资源择善而从地加以整合、运用,能够更好地破解诸多文学文本关联现象及相关文艺理论问题。就中国古典小说文本关联研究而言,我们不妨从“道”、“术”、“效”三个维度展开。

　　一 古典小说文本及史书“互生”之“道”

　　近年来,“互文性”理论借助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大势,并赶乘文化研究之东风,从着眼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联放眼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关联。法国文艺理论家罗兰·巴特晚年曾把“愉悦的道说”和“愉悦的写作”合二为一,撰成《文之悦》一书。这种“文之悦”既体现在文化语境中,又可落实到文本文法上。随后,福柯则采取了尼采式“快乐的科学”戏仿方法,其“谱系学”强调以载歌载舞的狂欢参与历史叙述。再说,新历史主义也把“互文性”当作理论基础,从而成为当代语境下对历史文本重新进行文化阐释和政治解读的阅读诗学。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人路易斯·A·蒙特洛斯在《文本与历史》中有一句被广为征用的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此意味着,文学带有历史性,而历史又拥有文学性,二者存在“互文性”;另一代表人物美国人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中也认为:“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①就是说,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彼此存在着内在关联。在探索中国古典小说的“互文性”时,我们不妨首先运用新历史主义观念重点从文化文本、历史文本层面探讨其“互文性”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