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的接受效果是传播和翻译过程不可分割乃至最为重要的环节,只有达到预期的接受效果,传播和翻译过程才能得以完成,文本价值才能得以实现,文学和文化输出才有意义。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文学外译与推广一直广受关注。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设立与制定各类大型译出与传播项目和计划,中国文学作品在“走出去”的道路上不断取得突破。但与投入力度与推出数量相比,译本的传播和接受成效并不容乐观。

　　首先,就销量与阅读量而言,译出的作家不少,但销量并不多。中国文学作品在实体书店和网上的销售成绩低,海外公共图书馆可供借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作品更是屈指可数。其次,就影响与评价而言,中国文学的译本并未真正走入外国读者当中。海外购买中国图书的群体主要还是在海外定居的中国人,其次是一些海外图书馆,再次是高等院校等学术机构。

　　译本的接受效果是传播和翻译过程不可分割乃至最为重要的环节,只有达到预期的接受效果,传播和翻译过程才能得以完成,文本价值才能得以实现,文学和文化输出才有意义。因此,中国文学“走出去”,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方能达到外译与传播的预期效果。

　　以接受环境为坐标遴选作品

　　首先,要开展国外主动译入中国文学作品的案例研究,包括动机、译者、渠道、效果四个方面,以期为我国对外文学传译战略提供借鉴和参考。其次,要重视比较翻译案例研究,特别是对其他非通用语种国家、存在翻译逆差的国家的成功译出案例进行研究。再次,要重视国外出版市场的考察与研究,包括书展、资助项目、版权贸易、出版社遴选图书、热销书单排行榜等的相关研究,以及国外翻译中国作品的研究,包括图书主题、出版时间、出版社出版数量等。最后,还应重视国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引发的思想潮流变化。社会思潮的变化,会引发文学作品新的需求转向,及时捕捉这些新动向,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文本遴选方案,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老舍的《骆驼祥子》1945年在美国的出版之所以大获成功,就在于其应和了美国战后思潮,翻译文本中蕴含的丰富的东方文化,为美国民众构建了一幅别样的市井生活长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