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代社会普遍的“常宜子孙兮日番昌”理想，使得未成年人的生存状况受到重视。宗法责任也要求对“生子”健康更加关注。传世史籍和出土文献均可见“小儿医”进步的迹象，但多种原因导致的未成年人夭亡依然相当严重。以公元二至三世纪中原疾疫为背景，汉赋可见“伤夭”“悼夭”主题，曹植的“稚子”“哀辞”亦表现出深切的艺术感染力，汉碑亦有“夭没”儿童的石刻纪念。“年甫五岁”的早夭童子许阿瞿的墓志与游乐画面的结合，被看作研究汉代未成年人生活的重要资料。对幼小生命的尊重，是文明进步的表现。爱护未成年人的社会情感表达，与讲究亲和、推崇仁爱的文化理念也表现出一致性。

　　关键词：汉赋/汉碑/伤夭/悼夭/许阿瞿墓志/

    作者简介：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汉代镜铭及汉印文字所见习用语“宜子孙”，反映社会意识对家族人口的普遍追求[1]。当时社会的“常宜子孙兮日番昌”[2]理想，使得未成年人的生存状况受到重视。宗法责任也要求对“生子”健康的关注[3]。传世史籍和出土文献均可见“小儿医”进步的迹象[4]。但多种原因导致不同社会层面的未成年人夭亡，依然相当严重①。公元二至三世纪中原疾疫导致人口大量减少。以此为背景，汉赋可见以“伤夭”“悼夭”为主题的作品。曹植的“稚子”“哀辞”亦表现出深切的艺术感染力。汉碑亦有“夭没”儿童的石刻纪念。“年甫五岁”的早夭童子许阿瞿的墓志与游乐画面的结合，成为研究汉代未成年人生活的重要资料。以文化考察的视角分析相关现象，可以发现汉代社会对生命、对未来的看重，这体现出了积极的时代意义。上述文化迹象在中原地区表现最为突出，值得我们重视。

　　一、汉末“疫病”

　　汉末政局动荡有诸多原因，“大疫”也是重要的社会灾难缘由。《三国志》卷一一《魏书·胡昭传》裴松之注：“时有隐者焦先，河东人也。”又引《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贼起。时先年二十余，与同郡侯武阳相随。武阳年小，有母，先与相扶接，避白波，东客扬州取妇。建安初来西还，武阳诣大阳占户，先留陕界。至十六年，关中乱。先失家属，独窜于河渚间，食草饮水，无衣履。时大阳长朱南望见之，谓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阳语县：‘此狂痴人耳!’遂注其籍。给廪，日五升。后有疫病，人多死者，县常使埋藏，童儿竖子皆轻易之。”[5]363焦先流落于大阳县(今山西平陆)，得以注籍给廪，建安年间大疫，“人多死者”，有研究者关注该史籍记录，以为：“这是汉末典型的流离故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焦先在建安十六年(211年)移居大阳之后，大阳县长给他的工作便是埋藏因‘疫病’而死的尸体。因此可知在建安十六年或其后数年之间，大阳地区必有疫病流行。”②

　　正史明确记载影响地域更为广阔的“大疫”，有《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是岁大疫”[6]389，《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是岁大疫”③[5]1145。据《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载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5]51建安二十二年“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已致使“垦田损少”，致使孤寡老弱及“幼者”面临生存危机。曹植《说疫气》记载的疫情更为严重：“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7]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