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制历史上的两次“无痕蜕变”

    公元前5世纪60—50年代，雅典国家规模不断扩大，已经不再是盘踞在阿提卡的那个蕞尔小邦了。与此同时，雅典城邦的管理机构也随之蜕变为雅典帝国的管理机构，雅典当政者将其政治智慧发挥到极致，悄无声息地完成了政治史上的第一次“无痕蜕变”。

　　国内外古史研究者一般十分重视雅典民主制权力机构运行的具体情况，对于雅典对外扩张的相关史实则有所忽略。譬如管理国家事务的公职人员数量，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而增长，并与综合国力的增长互为因果。这种情况恰恰就是阿里斯提德力劝雅典乡村公民离开农村的历史背景。这些人离开乡村后，一部分进入国家管理者的行列。可是，雅典人所统治或管理的对象，已经不仅只局限于阿提卡，而是地跨爱琴海、人口数百万的海上帝国了。

　　军队和法庭是最重要的国家机器，其权力实施最能体现统治者的意志。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建立了一支常备军。这支海军常年游弋于帝国的海域，维护帝国的安全，保护雅典海外利益。海外利益就是雅典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为其时雅典是一个海上帝国。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典海军主要用于对外扩张领土，在希腊与斯巴达争霸，在其他地区与波斯帝国争霸；对内则血腥镇压属国和臣民的反抗，维护雅典人对他们的奴役和剥削。雅典公民依然是军队的主力，但其权力实施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阿提卡。

　　帝国时期雅典民众法庭常年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参与法庭审理工作。平心而论，一个公民人数3万至4万的城邦，从事司法审判事务的公民常年保持在五六千人，比例如此之高，这看起来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但确实存在过。伪色诺芬在其《雅典政制》中提供的史料揭示了其中的奥秘：第一，民众法庭主要是针对帝国范围内的属国人民而非雅典公民的。第二，雅典人借此逐步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内外主权，又可以使公民集体和个人在经济上受益，这也是雅典平民踊跃参政的主要动因。第三，雅典平民通过保护各地的亲雅典分子，从而有效地维护了雅典的政治利益。总之，帝国时代的民众法庭从表面上看似乎还是雅典城邦的法庭，是雅典城邦的民主机构之一，但其所行使的权力已大大超出雅典城邦的范围。因此，它实际上已成为雅典人维持其对帝国广大臣民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强制机关，是雅典国家机构强化的重要体现。以往研究者强调雅典民主机构权力扩大，却对该机构实施对象的变化有所忽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差。

　　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发展的实质，是以伯里克利为首的雅典人对广大属国人民和奴隶的集体专政。尽管雅典公民内部有平民贵族之分，有奴隶主和非奴隶主之别，但相对于广大属国人民和奴隶而言，雅典人就是一个征服者、剥削者、奴役者、统治者的集体，是奴隶主的集体。因此，可以说，雅典民主制的实质就是奴隶主民主制。

　　研究雅典民主制的学者们还常常把公元前5世纪帝国时代的民主与雅典帝国瓦解后的所谓后帝国时代的民主混为一谈。如在讨论雅典广大属国受奴役与雅典民主制的关系时，英国学者A.H.M.琼斯认为属国和贡金的存在与雅典民主制没有必然联系，公元前4世纪雅典帝国已然瓦解，而民主依然存在就是有力的证明；又如许多学者强调伯里克利时代民主制得到充分发展，然而，其间恰恰是个人权力最大的时期，雅典平民权力最大的时期则在后帝国时代。如果以平民的权力大小作为衡量民主制发展的标准，那么雅典民主的极盛时期应该在公元前4世纪而非前5世纪。

　　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持续数年之久的瘟疫，造成大量公民伤亡；敌军频频侵入阿提卡地区，肆无忌惮地蹂躏，使得当地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的是那些以农业和土地为主要财源的社会阶层，从而使公民集体内部各集团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