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倡导用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检验中发展、完善理论，这种“理论—实践—理论”的教育模式，推动中共确立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著作为主的教育方针，彻底清除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倾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得以确立。

　　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旗帜，领导抗日斗争和爱国救亡运动，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抵抗日寇侵略。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长征途中，由于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红军遭受严重损失，干部数量急剧减少。为适应抗日战争和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大力加强干部培养。同年11月恢复中央党校，1936年6月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致力于培养军事政治干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中央适时转变教育策略，提出教育为抗战服务的理念。同年9月，创建陕北公学。此后，陆续创办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等学校。中共干部教育的实施，为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组织基础。

　　学校教育与在职教育相结合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华北、华中大片国土沦陷。中共为了在民族抗战中肩负起中流砥柱的历史重任，通过开办干部学校，对各级干部进行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组织抗战的能力，建立了学校教育与在职教育相结合的干部教育体制。

　　从1937年到1940年上半年，是干部学校教育的发展阶段。中共把干部教育提高到战略地位，认识到在战争条件下，文化教育事业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毛泽东指出，干部院校“以教授战争所必须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各抗日根据地。随着中共敌后抗战活动的蓬勃开展，“要干部的呼声遍于各地，于是饲养员一跃而为营政委者有之；特务员、支书一跃而为队长、团政委、主任者有之”。如何把进步青年培养成为掌握革命理论的民族解放战士，如何提高老干部的文化理论水平，成为中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满足抗日战争对干部的紧迫需求，主要以短期训练班为主的干部学校应时而生，学校对学员进行马列主义和军事政治理论的启蒙教育，通过基本训练后，立即投身于抗战斗争。在教学中，学校注意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理论讲授密切结合当时的战争实际和社会实践。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先后在延安等地创办30多所各类干部学校，推动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兴办各类干部学校。例如，仅抗大12所分校就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10多万名军政干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曾声称：“宁肯牺牲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延安干部学校培养的军政人才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从1939年3月中共中央公布《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到1940年6月召开干部学习年度总结大会，是中共在职干部教育普遍发动阶段。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在全党范围内发起一场马列主义学习运动。在这一号召指引下，1939年2月，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由洛甫（张闻天）担任部长，统一领导全党的学习教育工作，确定“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在职教育为干部教育的基本模式。干部教育部明确规定，干部教育应贯彻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教育方针。毛泽东在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号召：“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中央随即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决定，基本建立了从上到下的全党在职干部学习制度，学习运动从延安推广到全党。在中央组织领导下，延安在职学习者1940年增至4000余人。干部教育部对在职干部学习予以指导，主持翻译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编写教材，定期邀请领导人作报告，并从1939年5月起，对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进行全面检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这一时期，干部教育从抗战救国的现实需求出发，教学内容符合实际工作需要。时任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维汉回忆，这一阶段干部教育较为符合实际，教条主义“影响一般说是轻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