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我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社会秩序的核心，历经从实体规则到价值观念的演进。法从对礼的重要补充到与其并行不悖，为历代国家治理所倚重。礼与法紧密联系、相互促进，构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隆礼重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梳理礼与法发展的历史脉络，探讨二者的边界、关系与功能，有助于更好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理解和建设法治中国。

　　法蕴于礼：隆礼的历史渊源

　　在我国传统社会，礼主要以“教化”为传播和约束手段。“教化”不仅涉及礼仪制度，而且包括用人际交往原则、道德标准来指导人们的言行，这就是作为礼之宗旨的“礼义”。此外，礼与乐相辅相成，构成了教化民众的“礼乐”。《礼记·乐记》中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这样看来，“礼乐”属于具有道德教化功能的软约束，“政刑”则是强制执行的硬约束，四者对于国家治理来说都不可或缺。

　　法作为管理和约束手段，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主要用来惩罚违规逾礼者，即所谓“出礼入刑”。显然，这里法的执行蕴于礼治的大格局中，其功能主要是对礼治进行补充。如“周制刑之意，亦本于德治礼治之大经”，是为了威慑逾礼之人。也就是说，法在观念和制度层面均为礼之附属，整个国家治理以“教”为主、以“刑”为辅。

　　法执礼事：重法的策略选择

　　礼治虽有刑罚作为补充，但主要依赖“教化”这种柔性手段。随着历史发展和国家治理日趋复杂，许多事件处理需要明确、准确的文本规定和解释，法的作用就日益凸显。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时制法，因事制礼”就成为诸侯国的行为规则，法家的影响力不断增强。随着李悝、商鞅、韩非等法家为诸侯所用，各国开始颁布制度化的法条。这时法的作用已不限于礼的辅助与补充，而是以成文法来替代周礼，形成了“以法说礼”的局面。法家希望通过扩大法制、缩小礼制，在制度律令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规范体系。当然，法通过国家机器的支持代行礼的功能，并不意味着礼失去了话语权。礼所倡导和内蕴的价值取向渗透在社会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倾向，也指导着法的设计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