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学术史上，“终结论”总是不绝于耳，从“上帝死了”到“人死了”，从“历史的终结”到“政治的终结”，“终结论”似乎总是有着某种魔力，让知识分子们着迷。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到来使传统政治文化和形式被亚政治所取代，因而需要再造政治。吉登斯则指出，现在正处于后传统社会时代，与之相伴的是一种生活政治形态。比二者更激进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墨菲则直接宣告“政治已经终结”，并呼吁“政治的回归”。

　　自反性现代性与风险政治

　　现代性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风险社会，这是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对西方社会的特征界定。“正如现代化消解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则正在形成之中。”现代社会现在面临自身模式的限制，如果不能控制内在动力的副作用，那么这种“进步”共识也可以自我毁灭。工业社会已经在其内在的动力中经历着关键的变革。

　　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带来的“风险政治”，改变了或者说终结了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形式，成为现代政治的核心。传统政治以议会、政党政治、选举等形式为核心，而风险政治以草根阶级定位，不再与阶级、政党相联系，是外在于并超越国家、政府政治体制的。这是一种直接政治，其与传统政治的区别主要在于：第一，政治体系与法团主义体系之外的代理人也可以出现在社会设计的舞台上；第二，除了社会和集体代理人，个人也可以参与竞争，争夺新型的政治塑形；第三，风险政治是一种“无人规则”的权力形式，没有人为风险负责，而且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