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过去90年，但论战涉及的问题至今仍未彻底澄清。而较之“科玄论战”所发生的20世纪初，在科学技术迅疾发展的21世纪，今日对科学与人文价值的认识在新的时代问题域中更具现实意义。本期“学海观潮”邀请洪晓楠、何中华、曾昭式、李醒民四位学者围绕“科玄论战”各抒己见。

    对话人　 洪晓楠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何中华 山东大学教授

　　       曾昭式 中山大学教授

　　       李醒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洪晓楠：20世纪“科玄论战”的讨论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如何看待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从人类创造的文明史来看，科学与人文有着一致的根本目的，即都是为了洞悉世界，以便改造世界，推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近代以来，中国睁眼看世界，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学与西学的碰撞中，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之路。进入21世纪的当代中国，一方面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

　　缘于有关中国道路的观念冲突

　　此次论战是中国现代时期的重要事件，说是重要事件，在于不能把它简单归于思想、文化、学术、科学或哲学某个领域的讨论，因为它涉及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变革，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学人探索中国出路不同观念中的一次冲突。

　　李醒民：1923年在中国科学界、学术界、思想界和文化界爆发的“科玄论战”（又称之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有其发生的深刻时代背景。从国际情况看，一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经典科学的危机引发的“科学破产”的悲观情绪，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对欧洲物质文明乃至其发达源头科学的怀疑和绝望。从国内情况看，它是晚清以来中西文化碰撞或冲突的继续，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积极引进西方德、赛二先生的科学派或革新派与文化保守派或国粹派的思想较量。玄学派反科学既是对当时国外反科学思潮的呼应（丁文江、胡适等都揭示了这一背景），亦是西方科学和技术进入国门以来封建士大夫阶层本能的排异反应和自觉的抗拒行为的继续和延伸。

　　洪晓楠：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科玄论战”的爆发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现象。论战发生于后五四时期，可以说，“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为论战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背景，而中国走向近代（或现代）的过程，则构成了其更加广泛的历史前提。具体来说，“西学东渐”造成的东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的遭遇和汇合是“科玄论战”发生的远因，后五四时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巩固以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是其近因。

　　曾昭式：此次论战是中国现代时期的重要事件，说是重要事件，在于不能把它简单归于思想、文化、学术、科学或哲学某个领域的讨论，因为它涉及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变革。“科玄论战”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学人探索中国出路不同观念中的一次冲突，类似这样的论战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东西文化之争、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论战，以及中国社会性质之争等。从学术、文化、科学、哲学、意识形态等领域寻求中国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