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媒体霸权”时代“技术审美”偏向及其负面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的因由，是弥漫其间的实用和功利主义目的主导了艺术创演作为精神生产的高格理想追求。直接的原因，就是一切向钱看，是为人民币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只注重媒体本身的传播效益，不尊重传播对象的规律特点；只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不讲求长远的艺术理想……而现代传媒对于观赏性的过度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技术审美”的极度泛滥，某种程度上给轻视艺术性和淡化思想性的创演偏误提供了理论口实，打开了方便之门。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变得日益强大。现代传媒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也以更加深刻的方式延展至从物质到精神的各个层面。比如艺术创演，作为人们审美地把握生活的精神和心理劳作，对于现代传媒的借重和依托，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时代，甚至走向了因过度依赖而受制于人的局面。艺术的审美趋向，也由主要是对思想内涵的注重，逐渐转向更重形式技巧的追求。尽管科技与传媒的结合也衍生出诸如摄影、电视剧和动漫等等艺术样式以及电视晚会等全新的艺术传载方式，极大地丰富着艺术的创造承载手段与影响传播能力，但环顾当今的艺术创演和媒体传播，由“媒体霸权”引起的“技术审美”偏向，正像一柄无处不在的双刃剑，在极大地撬动和推助着艺术创演的同时，也严重地侵蚀着艺术创演的健康开展与持续繁荣。

　　如何在这样一个“媒体霸权”的传播时代避免因过度借重或无端滥用科技而形成“技术审美”的创演偏颇，便成为我们必须予以面对的重要问题。

　　所谓艺术创演领域的“媒体霸权”，指的是艺术在与媒体结合的过程中对于媒体的过度趋附和媒体对于艺术的强制胁迫，或者干脆是指艺术对于媒体的无原则投靠和媒体对于艺术的破坏性改造。而所谓“技术审美”，正是这种不平等的合作过程中所形成的种种以传媒需求代替艺术追求的技术主义操作规程及其评价标准，包括因此带来的对于艺术创演的种种误导、限制、冲击乃至异化。

　　由“媒体霸权”引起的“技术审美”偏向可谓比比皆是。仅以电视媒体对于传统表演艺术的影响为例，就有诸如限制时长和篇幅、规定情境与效果、扭曲节奏与过程、固化风格与类型等等方面。具体如相声和电视的结合，就有着一个节目的篇幅和时长一般不能超过12分钟，每一到两分钟必须要有一个能够逗笑观众的响“包袱”之类的不能影响收视率的要求与规定。而到了像央视春晚这样的特殊舞台，则更是在时间与节奏的要求上细化到了以秒计算，只顾整体晚会的时间流程而不管表演者与现场观众当面展开审美交流时可能产生的节奏调整。其结果是，一定情境里的规定程式，导致表演者不再是能动性很强的艺术家，更像是电视编导手中的大木偶，或者当众背书的小学生。审美情境的僵化设定，极大地破坏着艺术表演的创造灵性。更为可悲的是，有些电视编导以及相声演员，要求在电视里说相声时，为了照顾电视艺术视听结合的传播特点，有意无意地加大辅助叙说的表情动作，较少强化或着意突出原本重要的口头说表，致使动作性的辅助表演元素无限扩张，而语言性的主体表演特质相应流失。其后果是，原本主要是靠语言叙述来完成的曲艺性表演，逐渐异化为舞台动作支撑乃至人物角色化代言扮演的戏剧小品。个别相声节目被时而标注为相声又时而标注为小品的混乱现状，以及许多相声演员不常说相声却热衷去演小品的客观实际，正是这种变异的典型表现。至于将“说学逗唱”作为相声艺术基本表现手段的传统说法，“创新”而为“说学逗唱演”的无端表达，也属这种异化的表现之一。因为，“说”是相声的基本表演方式。对于相声而言，“说学逗唱”就是“表演”，何须另要加上一个“演”字！这里将相声的基本艺术手段增加一个“演”字，无非是要强调辅助相声说表的“表情动作”。可对相声的表演来说，虽然也不排除表情与动作的有机辅助，但其听觉审美的主要特质，决定了“表情动作”永远居于次要的地位，不能与“说学逗唱”相提并论。换言之，在广播电台里听相声，没有“表情动作”的辅助完全可以完成审美的创造，不仅无损接受的效果，甚至还会丰富听觉的联想，而如果没有了“说学逗唱”，则万万不能称其为相声，道理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