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悲恸又一次涌上心头。2月10日听到炳良师病逝的消息，我含着泪水向着北方，祭上三杯水酒，心情再也无法平静。

　　有多少教诲，便有多少回忆。有多深的交流，便有多深的痛楚。如今，当我默默地看着老师的照片，却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再也不能向他请教学问了。

　　问学点滴

　　2004年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其时，史学所正是如日中天之势。所里的老师，在学术上个个都是拼命三郎，被外界评价为兵强马壮。史学所的学术训练注重学生的基本功，强调精读基础文献。炳良师给我们开设的课程就是“《文史通义》研读”。那时，他对章学诚和《文史通义》已有深入的研究，已出版了《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2004年）、《传统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2005年），再加上他2000年出版的《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这三部书相互联系，又各成体系，观点新颖，论断严谨，奠定了炳良师在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和清代学术史研究上的地位。同学们自发地购买叶瑛校注本的《文史通义》，作为教材。炳良师则把他的这些著作赠给大家，供我们研读。这些年，我陆续收到炳良师赠送的论著，包括《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南宋史学史》、《章实斋与邵二云》等。我也早已习惯于把这些书集中放在书架的重要位置上。可恨！天不假年，我再也不能收到炳良师这样珍贵的馈赠了。

　　想起十多年前，炳良师和我们围坐在一起论学的情景。他靠着椅子，节奏不紧不慢，有说不完的道理，讲不完的典故，谈不完的话题。同学们提问时，他总是微笑着，鼓励着。他给我们逐字逐句地讲《文史通义·原道》，说：“《原道》上、中、下三篇是集中体现实斋历史理论的篇章”，他追溯到《淮南子》、《文心雕龙》和唐代的韩愈，说实斋“以史明道”，意义非凡。炳良师在讲解了几篇之后，便让我们各自主讲《文史通义》中的一篇。记得给我分配的任务是《史德》篇。我当时根本没有读懂，我讲完后，他又细致地讲解，说“史德”之“德”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德，实斋强调的乃是一种修养。我的笔记中清楚地记着，在那次课堂上他还由“史德”引申出关于“良史”概念的变化。2014年，炳良师组织了一组关于史学批评范畴的稿子，其中有炳良师的《良史之忧：史学批评范畴的时代特征》、传印师兄的《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和我的《“史德”范畴的演进与史学批评的深化》。十年前的课堂上，他论“史德”与“良史”，十年后的刊物上，他写“良史之忧”，我写“史德”范畴的形成，在事先没有商量的情况下，我们把当年的讨论形成了文字。这似乎是冥冥注定的。

　　2007年，我考入瞿林东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得以在史学所这个学术大家庭中继续学习。虽然同是瞿先生的学生，但我从不敢称炳良师为师兄。有一次，他笑着说，我是你的老师，又是你的师兄，可称呼“老师兄”。其实，那时他一点也不老，刚过不惑之年而已。

　　2008年初，我在读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时，得到一些启发，写了一篇稿子《论“史权”》，呈给炳良师审阅。几天后，炳良师约我到办公室，谈话的时间不长，一见面他便开门见山地说，“‘史权’问题很重要。我给你加了一个副标题‘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你再斟酌一下。”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开军，写文章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立意要高。只有站得高，方能看得远。文章的开篇要有气势，全文要讲出所以然。一篇文章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立意高不高。你要多多揣摩瞿先生的文章啊！”这几句话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底。

　　2011年，炳良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研究》时，我才刚毕业一年，他却主动让我加入研究团队。

　　2015年5月13日，我通过邮件求教章学诚与洪亮吉、孙星衍、陈熷的学术关系问题，没想到这成为我最后一次向炳良师请教学术问题了。那时，他的病情再度恶化，可是我并不知道。5月14日，炳良师便回复了邮件，但这次邮件使用的字体大了些，而且字迹也加了粗，在回信的末尾，淡淡地写了一句“今天身体不太好，不能多写”。读到这句，我的心里一紧，一种不祥的预感让我不敢多想。

　　2015年7月3日，炳良师发来短信，叮嘱我，他身体不好，成都的一位编辑先生曾向他约稿，恐怕不能完成了，让我代为转达歉意，因为“做学问要踏踏实实，做人要言而有信”。他又谈起对我的一篇稿子的安排问题。不管是对学生，还是朋友，他总是这样，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是考虑周详，不求回报。

　　多年来，一封封邮件，一条条短信，一次次通话，记录着我和炳良师交往的点点滴滴。他的博学多识，儒雅之风，还宛如昨日。谁能想到，他的生命却定格在了这一刻。

　　在学术上，炳良师真的是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在那张窄小的书桌上，他写出了那么多的宏文大作。生病后，他仍然投入巨大的精力来注释、翻译《文史通义》，案头上的这部《文史通义译注》凝结了他多年的心血。只要翻开这本书，读上几页，就不难看出他的文献功力和理论高度。炳良师的这部译注带有很强的研究性，在某些方面是超越了叶瑛校注本的，对于研读《文史通义》有导引、解惑之功。为了不耽误中华书局的出版计划，他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炳良师不顾病体，在学术上勇往直前，他热爱学术，胜过一切。

　　十多年里，与炳良师见面，或在路上，在他家里，或在教室，在会场，他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后学，他说年轻人做学问要有些魄力，更要养成良好的学风和文风。他总是想把学生们培养得更好一些，再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