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是研究蜀道的重要依据。历代蜀道文献中，清代行纪类文献现存数量和种类众多，主要以诗文合璧的形式记述蜀道的发展与演变，内容丰富。但这些资料或辑入不同文献丛书、或散见于各地图书收藏机构、或尚未正式公布，对这些资料的研究相对较弱。

　　笔者整理发现，清代连云栈道行纪类文章的作者以赴川典试者居多，此外还有告祭者、商旅往来者、转饷者等。多数作者因公事经蜀道入川，反映了连云栈道在沟通中国西部南北中的重要作用。

　　日记与游记融合

　　清代行纪类文献融合日记与游记两种体例，纪行程、叙游踪。

　　郁达夫在《再谈日记》中说：“游历的行旅者，遇到了新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要想把眼前的印象留下，可以转告他人，并且日后也可唤醒自己的追怀，记日记自然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一般说来，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以作者为本位，倾诉真情实感。一些著名文人有写日记的习惯，南宋著名宰相周必大曾有诗句“旧迹时将日记开”。这些文人日记颇具文学色彩，以美妙的语言、多识的见地和真实的性情，带领读者穿越古今思想的时空隧道。这些日记按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记载亲身经历和见闻，可靠性远在一般史料之上。

　　清初杰出诗人王士祯的《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记》综括历代文献记述，对游历的景观及其历史作全面叙述。他采用宋元以降流行的行纪体例，诗文合璧，堪称清初同类文献的典范，被后学不断模仿、效法。

　　行纪与纪行诗结合是清代行纪类文献的典型体例。嘉庆、道光年间的文人张素含，其诗作融合游记、日记、纪游记、纪行诗等体例。他鬓霜之年应族弟之邀从峄县出发去隆昌，历时三个月、行程2350公里，其间写下3万字札记，137首诗，结集为《蜀程纪略》。纪略文体新颖奇妙，诗文情景交融，具有很高的纪游文学价值。

　　对于这类文献的收集整理，有的将行纪专辑成册，诗作另编成书。清代“神韵派”代表人物王士祯的纪行诗编入《带经堂集》。陶澍的履栈行纪则名《蜀輶日记》，其诗则辑入其他文集。

　　有的文献将诗文一并编入。陈涛的《入蜀日记》包括行纪和纪行诗，《审安斋诗集》裒辑入蜀诗作、并收《审安斋遗稿》。清代“性灵派”扛鼎人物张问陶的《船山诗草》、张问安的《亥白诗草》则以诗歌形式呈现，可视为诗化行纪。

　　行纪按行程逐日记事，但其中也有专题性探讨或总结。陈奕禧《益州于役志》中记载诗人从宁强百牢关至龙洞背的游历，此外单列一条记述动植物，从中可知该地出产高粱、兰、蕙、江梅和茵陈。

　　有的文献就某一问题进行探讨。如张素含论龙洞背潜水入嘉陵江：“潜水自沔汉迤逦而来，水随山转，至此连山排插，横拒水口，潜水无地宣泄，忽于葱岭下开辟一门，高十丈许，阔半尺，两岸石形，皆夭矫如龙，口鼻鳞甲皆俱，雄涛迅浪，奔赴其中……”

　　这些写作形式在此类文献中比比皆是，正可说明行纪体裁的特点。

　　史料价值高

　　郭沫若曾说，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他写历史剧时发现此类材料十分匮乏。但行纪类文献内容极为丰富，写作挥洒自如，可弥补这一缺憾。

　　日记作者不受环境和模式限制，我行我素、我记我心。因此，连云栈道行纪类文献往往记载了正史阙载的史实。这其中，出使清朝的日本学者竹添井井用汉文写成的《栈云峡雨日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书中记载的各地乞丐、教会及教案、鸦片之害、四川盐井及其分布等值得研究。

　　不到宁强，不知道蜀道之难。近代知名学者俞陛云在《蜀輶诗记》中对此有所记载，作者写道“濡衣没马，嗟行役之劳。”道尽行旅之艰辛。

　　五丁关是一道险阻，“两崖骤合，险恶阴森，自怒流雷转中深穿一径，大抵山经凿，则骨理尽张，水胁众流，则慓性莫遏，振五士之灵奇，筦三巴之扃钥，洵奥隘也。”登至山巅，“飞泉瓴泻，灌莽矛攒，惜土阜重重，障碍空阔。”“下山出瀑布旁，溅玉喷珠，衣袂洒然尽湿。”到滴水铺，“嫩日展晴，众峰青润若洗。幽泉得雨，百道争飞，山上遍种蜀黍，粉墙板屋，颇似江南景色，溪水稍平，即有鱼聚成群，白鹭飞泊其上。”宁强县南也不例外，亦擅形胜之长。如洄水驿，“曲似九回肠，逶迤入汉，近驿有水观音阁，朱阑粉壁，擅幽丽之致。”黄坝驿南闵家山，“高倍牢固关，左顾柴关尤高，山土纯紫色，绝顶有寺，磬声玲然与天风相回薄。”七盘岭是入川最后一道险境，“峻险与鸡头山埒。修治以来，设阑马墙以护行客。”

　　宁强段是连云栈南栈重要路段，也是由陕入川必经之地，上述文献是连云栈道景观当代开发和建设的重要参考。将这些文献按时间顺序排列，可清晰展现蜀道历史变迁的动态图景。

　　（作者系汉中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