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学遗产》编辑部整整工作了十一年，再加上两年返聘，总共十三年的时间。如果是一块石头，在怀里捂了十三年，肯定捂得很热，而且舍不得丢弃了。何况这十三年是与编辑部的同仁们一起工作，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日子，自然很是怀念那段日子。1984年，我还在古典文学研究室，参加了《文学遗产》创刊三十年的纪念活动，没想到1985年自己会到《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1995年又与编辑部的同仁们一起举办了创刊四十年暨复刊十五周年的活动。一晃又是十九年，《文学遗产》又迎来了创刊六十年的日子。感慨很深。不过，我在回忆十三年经历的时候，还是要先回顾《文学遗产》的历史，历史总是与我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纠葛。

　　《文学遗产》原本是《光明日报》的副刊，1954年创刊。最初是由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办。1954年3月1日刊出第一期。1956年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撤销，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1963年《文学遗产》曾暂时休刊，后终于停刊。1964年《光明日报》接手《文学遗产》的主办权，重新出刊。1966年，《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停刊。自创刊至“文化大革命”时停刊，《文学遗产》副刊共计出刊556期，发表了不少好文章，同时还举办了多次学术讨论，如《红楼梦》、李煜词、《胡笳十八拍》、关于“中间作品”等问题的讨论。因为副刊每期只有一万多字的篇幅，所以又另结集出版《文学遗产增刊》，刊登篇幅较长的学术论文。总之，《文学遗产》当时已经是全国古典文学教师和研究者的一块重要阵地，并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

　　“文化大革命”后，随着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正常展开，迫切需要一块发表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阵地。据中华书局编辑冀勤回忆，他们到上海、杭州、福建等地高校调查古典文学教学、研究工作，各地都强烈要求《文学遗产》复刊。他们回来后向出版总局作了汇报。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文学研究所也成立了领导班子。当然，文学所的领导也了解到学术领域内众多学者关于《文学遗产》复刊的强烈呼声。1979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文学遗产》筹备复刊。1980年6月，《文学遗产》以十六开本学术季刊的形式复刊，出版了第一期。这一期共发表论文十六篇，其中有闻一多的一篇未完成稿《东皇太一考》，是首次发表。还有林庚《〈天问〉中所见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缩影》、王季思《从〈凤求凰〉到〈西厢记〉》、聂绀弩《〈聊斋志异〉的反封建反科学精神》等有学术质量的文章，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自此，《文学遗产》以季刊的形式运行五年，而这五年中，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得到长足的发展。

　　1985年，徐公恃任《文学遗产》主编，我也从古代文学研究室调任《文学遗产》编辑部主任。当时，文学研究领域正掀起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的潮流，古典文学研究同样也面临着探索新方法，拓展新思路的问题。这是与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大形势密切相连的大趋势。因此，《文学遗产》编辑部在1985年的第三期上，刊发了国内部分专家学者就当前古代文学研究和方法问题的笔谈。同时，《文学遗产》编委会也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虽然《文学遗产》季刊所发表的论文，学术质量得到同行们的承认，但是三月一期，篇幅有限，确实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另外，《文学遗产》副刊自创刊后，一直关心学术动态，曾经开展多次学术讨论。《文学遗产》不仅应该是发表学术成果的平台，还是学术交流的阵地，这可以说是理所当然。期刊不能像副刊那样灵活，那样反应迅速，但是也不能太迟钝了。所以征得文学所领导同意后，编辑部决定自1986年第一期起，改为双月刊。

　　这应该是好事，问题出在经费上。季刊一直是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大部分经费也由他们承担，文学所拨给的经费很少。改为双月刊意味着增加经费，而周期缩短，又牵涉到人力的增加。中华书局表示不能承担。幸好上海古籍出版社愿意接下《文学遗产》的出版工作，因此1986年改为双月刊后，就由他们承担出版，经费也大部分由他们承担。发行工作由上海邮局报刊发行处总发行。记得为此事，我与李伊白一起去上海，与出版社商讨此事，当时就意识到异地出版发行的种种不方便之处。不过，危难之处见真情，上海古籍出版社真的为此付出很多，使得双月刊如期顺利出版。

　　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两年时间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渐渐地有了可喜的变化。在我的印象中，季刊时期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的，以老专家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的中年学者为多。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老专家多年积累的学术研究成果，得到刊发，中年学者的能量也大大的释放。而在这两年内，一大批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相继毕业，也就是说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增加了一批新的思想活跃的生力军，他们与一些同样想探索新思路、新方法的中老年学者一起，掀起了关于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探讨的思潮。

　　顺应形势，《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上发表了“当前古典文学研究与方法论问题”的笔谈，之后，刊物陆续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同时，编辑部也注意发表年轻学者的文章。在1986年第二期的《编后记》中明确地写道：“从作者方面说，读者可能注意到，本期我们发表了几位老专家不可多得的研究和评论，但中青年的研究成果仍占多数，这是我们队伍兴旺发展的标志！我们欢迎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中有更多的青年作者的成长和成熟。”实际上，重视和培植青年作者的做法，符合当时青年作者大批涌现的情况。而这些青年学者，正是思想最活跃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