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悲壮有悲壮，要柔情有柔情，要崇高有崇高，要平庸有平庸，万象杂陈，令人目不暇接。人间一切正剧、悲剧、喜剧、荒诞剧，在这里都有上演。

　　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七七”事变以前的局部抗战时期，“七七”事变以后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全面抗战时期，上海城市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呈现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奇特与中立。上海一市三治，存在着国际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三个政治实体。自从1853年小刀会起义以后，这里就形成惯例，即一旦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战争，无论是中国与外国的战争，还是中国内战，租界都宣布中立，事实上也保持了中立。太平天国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辛亥革命、军阀之间的江浙战争，以及北伐战争，炮火都没有波及租界。“一二八”淞沪战争、“八一三”淞沪战争，都是在华界进行的，包括闸北与南市，更主要是闸北。虽然也偶有炸弹误落租界之事发生，但那是极个别、非正常现象。

　　二是多元与交汇。上海人口庞杂，民族多元，利益交叉，信息交汇。全世界所有国际性大都市，无论伦敦、巴黎、柏林还是东京，都没有上海这一特点。无论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日双方，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美、日、法、德，当然也包括中国，在这里都有巨大的利益。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又多了个首都门户的身份。那一时期，上海外国侨民，少的时候五六万，多的时候八九万，最多的时候超过15万。西方各国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上海租界。各国利益在这里互相联系，互相牵扯，有大面积的交叉与重叠。信息来源多头，信息量大，就会产生因信息链接、交叉而带来的信息溢出效应。一种信息加另一种信息，就变成新的信息。左尔格在这里能与日本的反战人员接触，日后再到日本去拓展，就是租界这种信息溢出效应的结果。“八一三”事变之后，日本控制了上海华界地区，但是，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仍然保持租界地区原有状态，世界各色人等依然可以在这里比较自由地活动。

　　三是巨大而富庶。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已是超过35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不光全中国最大，也是远东最大城市之一。其时，上海城市人口，几乎等于南京、北平与天津三个城市人口的总和。1936年，上海市区面积已有673平方公里，比北平（533）大一百多平方公里，比南京（450）大二百多平方公里。至于经济规模，那比例更高。抗日战争前夕，除东三省外，全国工厂数30%在上海，工业产值50%以上出自上海。外国对华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的81.2%、银行投资的79.2%、工业投资的67.1%、房地产的76.8%，均集中在上海。1936年，上海对各通商口岸贸易总值，占全国75.2%，1940年比重上升到88%。全国许多达官贵人将家安在上海，将钱存在上海，将产业置在上海。上海成为全国财富汇聚之区。南京众多官员在上海有别墅与投资。居留在中国的外侨，在北方以天津为多，在南方则以上海为多，而上海外侨又远比天津更多。

　　奇特与中立，多元与交汇，巨大而富庶，这三方面特点交互作用，使得上海既像一个多国共有的“珠宝店”，又像一个国际信息总汇。中、美、英、日等国，任何一国对上海都不能不特别重视，都要充分利用。这使得日本对于上海既不敢肆意破坏，也不愿肆意破坏（有自己巨大利益）。于是，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中，便有着相当特殊的地位，能起到其他城市无法起到的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八点：

　　其一，调动、牵制日本的战略据点。

　　淞沪会战是中国最高决策层主动调整抗日方略的结果。“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由东北，而华北，步步南侵。蒋介石等认为，日本下一步侵华战略便是沿着平汉铁路南下，侵占武汉，再沿着粤汉铁路南下广州。这样，日本将依托占据贯通南北的铁路大动脉，将中国分隔东西两块，进而凭其强大的军事优势，将主要依托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南京国民政府消灭，最终灭亡中国。为了粉碎日本的图谋，蒋介石等遂决策在上海与日本会战，将日本兵力调往南方。这样，在上海能胜最好，不能胜，则且战且退，迁都重庆，依托西南大后方，用空间换时间，拖住日本，打持久战。蒋介石、陈诚都明确地说到这点。决战地点选择上海，因为这里是日本必争之地，也是西方各国利益所在。蒋介石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相关国如英、美、法等的干涉或调停。在当时中国，能起这样作用的战略据点，只有上海。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20多次会战中，发生最早、最为惨烈、最具战略意义的一次会战。日本所谓速战速决的幻想就此破灭，从此被拖入持久战的泥潭。中国一扫以往“东亚病夫”、“一盘散沙”形象，万众一心、敢打敢拼的抗战精神，呈现在全世界面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虽然在淞沪会战中失败了，但却达到了调整抗日方略、振奋民气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