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检讨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败亡的原因时，我认为对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作战指导得失的研究，有必要把它与战前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理论情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一、甲午战前所引进的西方海军战略战役理论

　　19世纪70年代后，江南机器制造局、天津水师学堂和一部分驻外使节开始翻译西方的有关专著，向国内介绍西方近代海战理论。尽管在当时译刊的各书中还没有出现海军战略、战役的明确概念，但其中象《防海新论》、《海战新义》等书的内容，已明显地超出于一般的战术、阵法之上，实质上已属于我们今天所规定的战略、战役理论的范围①。

　　《防海新论》认为，“凡与滨海之各国战争者，如能将本国所有之兵船径往守住敌国之各海口，而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则莫如自守”本国紧要之海口②。在这里，封锁敌国海口实际上是一种战略上的进攻作战，自守本国海口在战略上则只能是防御。该书的原作者显然是推崇进攻作战的，译者亦主张要御敌“于境外”③。《海战新义》更从战略的高度将海军作战任务区分为破坏敌国海上交通线、封锁敌国海口、与敌国舰艇部队决战、配合陆军进攻敌国本土等四类。该书强调，海军最主要的作战任务是与敌国海军决战。“尤要者，为我以兵船进攻敌国兵船。”“凡力强者，易于整旅而出，搜剔敌船而击败之。”书中虽未正面地提出“海权”概念，但从侧面提到了“海权”这一名词。书中写道：“凡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而弱国须守候机会，以伺击强国一分股之船。④”这也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中国近代最早使用“海权”这一名词。《海战新义》归纳了五种最主要的海战样式：一是舰队出海寻求对敌国舰队的进攻；二是舰队在本国海岸防御击敌；三是派遣舰队攻击敌国海口或本土，以牵制敌国舰队的行动；四是当敌国舰队将集中于我海岸时，我舰队向他处机动，以吸引和分散敌兵力；五是将我海军舰船分编为数队，分别行动，牵制敌舰，在机动之中创造战机，适时集中各队击敌之一部。它认为，在这五种作战样式中，进攻和防御是最基本的作战样式。

　　从上述内容看，甲午战争前中国人已初步接触到西方近代海军战略、战役理论的几个重要方面。它们的引进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高层次作战理论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我们又必须看到，19世纪90年代以前的西方海军战略、战役理论自身也还处于迅速的发展变化之中，以马汉的海权论为代表的新的近代海军作战理论体系还未确立。因此，甲午战争前中国所引进的西方海军战略、战役理论实际上是不成熟的，尤其是最能反映近代海军战略理论特色的关于争夺海权的主张，还未被突出。

　　同时，由于中国海军学术介绍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李凤苞等翻译者缺乏海军指挥官的亲身经历，又缺乏对海军学术长期深入的研究，所以，他们对西方海战理论著作的理解很肤浅。更为严重的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海军统帅、将领们对这种新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首先，他们没有组织力量对欧美海军作战理论著作进行进一步的翻译介绍，就连《海战新义》这部被李凤苞称为“语语切实，事事赅备”的重要著作⑤，也仅译刊了其卷一和卷二的一部分，才相当于全书的1/10左右。从体系上看，甲午战前中国所引进的西方海军战略、战役理论存在有一个明显的缺陷，这就是对海陆联合作战中的指导问题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引进这方面的比较完整而又具体的理论。尤其是对抗登陆作战理论，当时中国人只注意有关封堵海口的技术问题，至于海军在抗登陆作战的任务是什么，如何与陆军协同、如何选择和把握作战时机等战略、战役层次上的重要问题，则很少有人关心。其次，他们对初步引进来的西方制海权思想火花缺乏必要的敏感，几乎没有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李鸿章还针对《海防新论》所提出的派兵船往堵敌国海口的主张，在他的奏折明确表示不适应于中国⑥，至于积极主动的海上决战主张，更是很少被提倡。再次，还没有人能结合中国海军的实际情况，进行开创性研究，创立中国自己的近代海军战略、战役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