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曾经兴起一股“西域热”，“西域文学”随即进入中国文学研究者视野。近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丝绸之路文学”又受到了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但无论是“西域文学”，还是“丝绸之路文学”，都是“中华文学”的一部分。“中华文学”曾经在丝绸之路上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当今的中华文学史应该有更广阔的书写空间。

　　“中华文学”为“西域文学”注入新内涵

　　“中华文学”与“中国文学”在概念和学科上并无抵牾之处。早在90年代初期，这个概念就已经被学界使用，并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如侯会《中华文学五千年》、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学”已经被赋予了崭新的含义，并成为研究中华各民族文学、丰富和扩大传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然则，将西域文学、丝绸之路文学与中华文学联系起来，也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如何定位西域文学、丝绸之路文学在中华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它们与古代中国的内地文学有着怎样的思想联系和共生关系？从当下看，它们作为中华文学的一部分，与世界文学尤其是与中亚、南亚、西亚甚至东欧、北非的文学有着怎样的思想联系？又为中华文学和世界文学分别呈现了怎样的文学风景和独特魅力？它们自身所具有的文学意蕴、文化价值、审美经验，能否为当下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所有这些问题，既是研究西域文学、丝绸之路文学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探讨中华文化、中华文学在当下“一带一路”建设中应该承担何种责任的重要思考方向。

　　丝绸之路，有人将其分为“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又被称为绿洲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等，说到底不外乎陆地和海上两种，其中又以西北地区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最为发达。丝绸之路最初的作用，首先是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和商品交换。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不断征战中，丝绸之路的路线可能一度发生过变化，并且军事上的冲突大多掩盖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之光。但今天看来，丝绸之路上曾经的战争和经贸往来皆已化为历史烟云，而其衍生的文学、文化产品却依然闪耀着人类文明的智慧之光。

　　自从张骞凿空西域以来，文学一直是丝绸之路野蛮征战中的休止符，是当时各民族和平时期的光明颂歌，是各民族友好往来、和平共处的纽带和象征。汉武帝《天马歌》、刘细君《乌孙公主歌》等，都是各民族互相交流的产物。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此类记载较少，但如果将丝绸之路看作一条玉线，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等国就是被串起来的珍珠，文学则是这些珍珠上散发出来的熠熠光辉。

　　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的《摩诃婆罗多》，都是广义西域的文学佳作（张玉声《试谈西域文学特点》，《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对丝绸之路上其他民族的文学影响到底多大，值得深究。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三大民族史诗——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包含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其实都具有与希腊、印度相似的文学元素。其他的史诗著作，如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哈萨克族的《阿尔帕米斯》、塔吉克族的《高尔·奥格里》，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的结果。在11世纪的时候，西域各民族互相交流和学习，诞生了各民族精神文明的结晶——《福乐智慧》与《突厥语辞典》，尤其是后者，收录了大量反映当时人民生活、战斗、爱情的诗歌。另外，丝绸之路带来的一大贡献，还有各民族语言的交流。《福乐智慧》的作者玉素福·哈斯·哈吉甫就精通汉语、突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粟特语。如果没有频繁的文化交流，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