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多元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知识界一时间涌出许多主流、非主流的观点。这当然是好事，但从最近在互联网上的一些争议来看，知识界或许应有三个反思。

　　一是反思“80年代”。对上世纪“80年代”国内知识界历来有着很高的评价，以为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知识精进的时代。的确如此，“80年代”中国知识界冲破思想的牢笼，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艺术等各方面广泛地接触到西方的诸多新思潮，大开眼界并学到许多有益的新东西，极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然而也应该看到，正因为“80年代”在推动思想解放和社会发展上有着巨大的历史功勋，知识界无形中也形成了一种惟西方马首是瞻的思维定式。难道我们中国人，就不能通过自己的历史实践，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和全人类，探寻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发展模式？那些“80年代”的弄潮儿并因此在知识界获得一定“名位”和“话语权”的人，直面30年来中国不断发展完善的现实，应有襟怀和勇气反思这一切。

　　二是反思“鲁迅人格”。“鲁迅的方向”曾被视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骨头”曾被认为是“最硬的”。由此，像鲁迅那样以新思想“启蒙大众”，以决绝的姿态“抨击现实”，成为一些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和自我期许。他们以为用舶来的思想为依据指斥中国现实，就是“自由思想”；以为同政府及执政党对着干，甚至逢此必反，就是有“独立人格”和“骨头硬”，一些人就是这样偏执地追求“鲁迅人格”了。

　　效仿“鲁迅人格”的知识分子们，也应反思，在中华民族发展奋斗的历史进程中，在一旁指指点点地“看”，而不是投身其中地“干”，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了吗？为什么就不能全面地“理性看”，进而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齐心办”呢？

　　三是反思“五四崇拜”。“五四”反帝反封建，倡导民主和科学，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转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精神指向已经成为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共识。然而今天的知识界在强调发扬“五四”精神的同时，有一种夸大“五四”精神、以“五四”精神独尊的倾向，其后另有一种政治隐意。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说，意谓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发展出现历史的“转向”或“偏向”。由此在知识界，也就有了“五四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应回到五四”，“补五四的课”等说法。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本身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深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其代表中国人民的历史诉求并因此创造了历史。意有所指的“五四崇拜”论者应当反思，“回到”也好，“补课”也好，这无非是一种崇尚欧美道路的主观意愿，且这一主观意愿，已经被历史的事实否决了。

　　只有直面且投身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才可能真正具有创造性，人生价值也才可能落在实处。

　　（作者是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