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五四”精神的研究走向深入：学者认为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灵魂

　　对于“五四”精神的研究一直是史学界的关注热点，基本上是围绕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理性、自由追求、探索等方面展开的，集中研究和阐释了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思想解放、创新精神等。

　　对于“五四”精神的解读虽然论者各有所见，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灵魂。有学者从五四运动发生的背景、意义与影响等多角度阐发了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也有学者分析了爱国主义是民主、科学、思想解放等精神的源泉。他们认为五四运动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唤起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五四精神是一种为了民族振兴而不断追求理想、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一种为国家兴旺而不断追求科学、追求民主的精神，是一种为祖国繁荣而勇于创新、知难而进的精神。还有学者指出，这种爱国主义今天仍然应当成为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推进中国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对于五四精神的研究，也有新的解读。例如，杨光斗认为，五四精神是指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整个时期，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神；高力克则提出，多元主义是五四精神最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它标志着启蒙时代开放的心灵和自由的思想。

　　■关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研究有了新视角：有学者分析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的矛盾与困惑

　　近年来，学者对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研究的不同之处，主要是研究的方向或者是角度不同，体现在：关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现代转换和分化。程光炜分析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置换，在实现个人“现代化”和民族“现代化”方面存在着矛盾与困惑，一方面是由于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东亚文化中重“集体”、“民族”，轻“个体”，因而“国家”现代化优先于“个人”现代化。叶青认为，对救国方略理解的分歧是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分化的首要因素。他认为主要有三部分队伍、三种救国方略：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救国长远的方法应从文化方面着手，追求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察觉到只有俄国式革命才能使中国从帝国主义威逼中解放出来，走上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道路；第三部分知识分子是执意走政治改良途径的。

　　■关于国际因素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有学者提出，不能把五四运动看作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的孤立事件

　　以往，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注重国内因素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和作用，但近年来关于一些国际因素对五四运动影响的研究也出现了。例如，野泽丰认为，五四运动虽然发生在中国，但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的孤立事件，有必要把其看成是与东亚、乃至世界的形势和动向密切相关的事件之一。

　　学者分析了朝鲜“三一运动”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对此，张德旺、谢治东的分析如下：其一，中国各界密切关注“三一运动”的发展，高度赞扬了朝鲜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迅速化成了推进五四运动的强大思想动力；其二，中国人民通过“三一运动”加速了认识帝国主义本质的思想觉醒进程；其三，通过“三一运动”进一步看透了北洋军阀为虎作伥的反动面目；其四，“三一运动”在反帝救亡方式上极大启迪了中国人民。

　　学者还分析了日本对五四运动的影响。野泽丰从日本的“米骚动”阐述了对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即主要体现在各地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以及国内引起的社会变动，对五四运动的开展给与了预想之外的巨大影响。

　　另外，有论者从美国因素方面去探讨其对五四运动的影响。董振平认为，“美国因素是五四运动爆发的最主要外因之一”。

　　■关联五四运动的一些著名人物的研究：学者对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等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视

　　近年来，学者对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和革命派人物，如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等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

　　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他支持中国的启蒙运动，也同样反对儒学的说教。黄敏兰提出，“梁启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郑东艳也论述了梁启超在五四运动中的主要贡献：监督政府、游说民众；传播消息，揭露真相；办学讲学，宣传文化。

　　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孙中山没有参加五四运动。但近年来，左瑞成认为孙中山在运动中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剧中人”。他根据资料认为孙中山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充当运动的领导者，只是在五四运动中没有做到先行。

　　蔡元培在五四时期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一直以来有支持和反对两种说法。但崔志海认为，在对待学生运动问题上，既不能因蔡元培说过许多反对学生运动的言论而否定他对五四运动所持的支持态度，也不能因为他曾支持五四运动而笼统地说蔡元培是学生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反对学生沉溺政治运动和支持五四运动，都是蔡元培的真实表现，这一看似矛盾的态度，在蔡元培身上并不矛盾，盖由其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立场得到解释。

　　■关于五四时期的留日学生、商人、农民等社会阶层民众的研究受到了关注

　　近几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资料的发掘，学界对五四运动时期的留日学生、商人、农民等社会阶层民众的研究也开始出现。

　　其一，学生在五四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传统观点把“学生”范畴定格在国内的进步学生，崔新明则从留日学生这一角度来探讨，认为留日学生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始终走在爱国斗争的前列，他们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留日学生发动和促成了五四运动。

　　其二，对五四运动与商人的关系研究更加深入。例如，虞和平论述了五四运动前后商人外交的发展状态，认为商人外交在五四前后从萌芽阶段进入到基本成熟阶段：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间接转向直接，由依附走向独立，并日益趋向频繁化和国际化；商人的外交意识进一步强化，日益发展到争取国际和平平等关系、自主开展外交斗争、获取中国应有的国际待遇，并由“在商言商”观念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转变。

　　其三，关于农民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以往，这在五四运动研究中是一个空白。近年来，熊辉认为，五四运动是农民阶级斗争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分水岭。他认为部分农民积极配合了反帝爱国斗争；但在五四运动中大多数农民尚未觉悟，唤醒农民阶级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链接·关于五四运动研究中的一些争论

　　1．“五四运动”一词是何时出现的？

　　孔凡岭在《“五四运动”一词的最早出现及其涵义的演变》一文中，坚持1919年5月18日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表《罢课宣言》和《上大总统书》中，最早使用了“五四运动”一词。舒宝璋赞同1919年5月26日的说法，认为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署名“毅”的文章是罗家伦写的，他在《五四运动的精神》文中使用了“五四运动”一词，因此“五四运动”一词，即始于这篇文章。

　　2．“五四运动”的涵义及外延是什么？

　　“五四运动”开始是单指5月4日学生示威事件。因此，黄敏兰赞同“五四运动”的涵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指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示威活动，即“五四事件”；广义的从1917年至1921年间的政治和思想文化运动，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一种广义的说法认为，“五四运动”包含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两部分，时间上是从1915年9月至1926年7月《新青年》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