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评价“五四运动”，对中国史学界来说始终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值得关注的问题。不但中国大陆对此敏感，台、港、澳和西方社会对此问题也是十分重视。作为一个历史上的五四，已经是一个过去了的历史事件，但它所提出的“科学”、“民主”等问题却始终如影随形般地伴随着我们，影响着我们。今天人们所讨论的五四，是“历史叙述中的五四”，它作为历史研究的文本，在不同的叙述者那里是不同的，有着不同的反映，可以说五四的形象有一个“层累造成”的问题。

　　五四运动研究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即已拉开帷幕，可以说其研究几乎与五四运动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

　　抛开一般的纪念性活动，中国史学界至少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五十至六十年代初，一九七九年到八十年代初，一九八九年前后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五四运动研究热潮，并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期间的研究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社会历史条件，五四运动的领导权及其性质，五四运动各阶层的作用及其影响诸方面都有丰硕的收获，并以专题论文、人物传记、论文集等形式表现出来。

　　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先秦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源头，那么，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现代思想的源头。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文革时期对学术的摧残，五四运动史的研究长期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使得五四运动的研究与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

　　显而易见，五四运动研究工作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譬如，在指导思想上，有些人坚持“今文经学”的史学观点，或摆脱不了“影射史学”的思路，喜欢先拿今天的眼光和需要立论，再到历史资料中去找根据，作出论证。在采用新的方法进行研究时，忽视了将新方法与对史料的发掘、分析、运用密切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文化、政治、思想等方面，而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南北政府之争、地区差异、教育改革等方面，则缺乏清晰透彻的科学评价，造成研究的薄弱区域。有的研究照抄照转现成结论，以革命领袖的某些论断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把研究工作停留在解说现成结论上面，这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五四运动研究也不例外。不少著述在论及五四运动的意义时，往往都是把毛泽东主席的有关论断抄录在一起，而不进一步考察这些论断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另外，研究工作中还存在着片面性，如过分地强调一个阶级，一类知识分子，一种思潮的作用，而忽视全面的研究，贬低其他阶级、其他知识分子、其他思潮的作用。

　　关于五四运动研究还缺乏新的力著问世，特别是缺乏新一代历史学家的力著问世。

　　五四运动研究中既有一些以前被忽略的领域，也有一些有待于深化、拓展的领域，还有一些需要重新认识的领域。本文认为五四运动研究应把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结合起来考虑，以新的角度和视野看待五四运动，力争在五四运动精神、五四时期各个社会界别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关系、五四运动人物研究诸方面有新的突破。

　　关键词：五四运动研究；回顾；前瞻；新方法；新视野

　　导论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许多“关键时刻”，以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不管喜欢或厌恶，人们都必须认真面对它，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五四运动便扮演了这样的一个重要角色。

　　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它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对现代中国产生着全方位的影响。五四精神己成为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

　　五四运动研究的帷幕从上世纪加年代即已拉开，可以说其研究历史几乎与五四运动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与其同时期的其它历史事件相比，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明显地略胜一筹。

　　第一节 选题缘由和资料来源

　　一、选题缘由

　　近30年来，中国大陆、港澳台和西方国家的学术界都十分关注“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历史上的五四，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事件，但它所提出的“爱国”、“进步”、“科学”和“民主”等思想却始终如影随形般地伴随着现实中的我们。今天人们所讨论的五四，已不等同于五四运动的现场，是“历史叙述中的五四”，它作为历史研究的文本，在不同的叙述者那里有不同的描述：第一，它是研究者通过文献、回忆、报道等媒介和途径重新建构起来的五四，在这种重构的历史中，人们通过这些媒介来体验过去的心情，理解当时的语境，以求得最大限度地回到五四运动现场；第二，它是由于不断地解释、阐述而建构起来的五四，它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的世界观和理论修养的影响，在各种各样的角度、立场、解释思路和解释背景中，一个又一个关于五四运动的知识被建构起来，一种又一种关于五四的价值被表达出来；第三，它是一个经常出现在各种象征性纪念活动中的五四，一个随着不同的意识形态需要和时代背景需要，以支持政治合法性与权力合理性为目的五四，在这里，五四又被赋予一层功利色彩。可以说五四的形象有一个“层累造成”的问题，每一次的纪念活动都会塑造一个新的五四形象，赋予五四以新的意义。

　　近百年来，五四运动的研究有了厚重的积淀，体现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社会历史条件，五四运动的领导权及其性质，五四运动各阶层的作用及其影响等诸方面，以专题论文、人物传记、学术专著、论文集等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相关专著、资料集就达数百种，文章数千篇之多，涉及到五四与救亡启蒙、现代化、人文精神建设、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民俗文化、平民主义、科学主义、激进主义、期刊社团、学术发展或转型、宗教、音乐、思想解放、政治发展、华侨、国际反响等专题论文，以及对与五四运动有关的蔡元培、钱玄同、高一涵、王光祈、周作人、冯友兰、王希天等人物的研究，大大拓宽了课题范围和思考角度。

　　目前，五四运动的研究呈现出“总体研究不断，角度多向;热点问题深入，研究细化;边缘问题凸现，领域拓宽”等特点，无论从整体还是从局部，领域更广泛，研究更翔实。专著、人物传记和优秀论文不断涌现，许多资料和论点被深入挖掘，而且更加注重社会稳定因素的探究。在这个过程中，关于“五四运动”一词的出处，对“五四运动”涵义及外延的理解及五四运动是否是新民主主义开端的争论等问题的争议至今仍无法统一。

　　总之，综观近几年来五四运动的研究，在理论论证和史料证伪方面上都很深入，研究动态出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同时，五四运动的研究在今后的研究趋势上要把握好整体研究，继续从历史的深层次结构去把握，把焦点历史与整体历史进程结合起来统筹分析，同时突破学科限制，进行跨学科研究，挖掘五四运动的社会结构因素，从社会史、心态史、民族史的角度进行全面化、系统化的研究。热点问题上提高深度，边缘问题继续关注。在五四运动研究上有些问题虽有论述，但并没有新的进展，譬如五四运动的力量群体。农民以及少数民族的先进分子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中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地去挖掘。新的研究领域与视角继续深入探索。近几年出现的学术史热，就是一个新的走向。学术史研究视角的价值在于开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史资源，初步展现了长期以来被思想的光芒所遮掩的“五四”学术的辉煌，并且重新厘定了“五四”思想与学术的关系。这一领域的深入关注，将会给五四运动的研究带来新的动态和繁荣。本文借助于前辈积淀下来的研究成果，对这段近百年的历史研究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总结，以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如五四运动研究的阶段与特点，五四运动研究的主要论题及观点，五四运动研究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五四运动研究的新的方法和趋势等都是本人探讨的主要问题。

　　二、资料来源

　　五四运动虽过去近百年，却一直被专门研究者和一般公众所关注，由于思想价值观以及凭借的媒介各异，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五四”形象，而且五四时期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现代化建设至今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五四运动研究具有持久的生长点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研究五四运动的思路及策略千变万化，表现在：可以长时段研究一段史实，也可以瞬间描述一个片段；可以全景透视，也可能私人叙述；可以理性分析，也可以感性复原。在图书馆、资料室和网络资源，都能够查找到大量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料，如：报刊资料，包括国内外报刊对五四运动的记述和介绍；档案资料，例如北洋政府档案，民间私人机构如企业、商店的档案等；文献资料，包括当事人的著述、信件、日记等;还有相关论文和专著。与此同时，我还查阅了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关于孔子的研究，柯文著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资料，希望在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借鉴。

　　进行史学研究，应注重收集史料。只有建立在充分真实材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出历史真相。我对这些资料按不同标准进行分类，像建国前与建国后的、大陆与港澳台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的。除了对专著和论文进行搜集和分析外，我还注意查阅回忆录等资料，去亲临和感受“五四现场”，正如孙伏园所说的：“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①（孙伏园：《回忆五四当年》，《人民文学》1954年5期。）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就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显得较为空洞和模糊，也就很难让一代代年轻人真正记忆。所以说，搜集帮助“回到现场”的细节与画面，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支撑点，对于“五四”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对材料进行分析和鉴别，可以发现同样的事件在不同资料中有相同的记载，这样可以相互佐证。当然也有记载不同甚至观点迥异的情况，如海峡彼岸的有些政界人士或学者认为五四运动与中共成立毫无关联。台湾一位五四运动史的研究者写道:“五四事件后两年又两个月，中国共产党才成立于上海。中共建党的当时，正如《中共史论》作者郭华伦先生的分析，既缺乏社会基础(当时中国产业无产阶级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二七，妇女儿童还占其中相当数量)，又没有阶级觉悟(产业工人大部分是刚由农村流进城市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的破落户，他们充满了农民意识，行会意识及流氓意识，没有建党的觉悟和需要)，而是第二国际和俄共的强制移殖”；“五四游行示威的本身，是学生们基于救国意念的紧急集结，自有起因和导火线，但现场并无任何政治势力为之前导，它纯粹是自动自发的爱国壮举！……中共的史家费尽心机，也难在数千位示威者中，觅得几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周玉山:《五四历史不容篡夺一怀五四，论真相》，《五四与中国》，第545-546页。）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说:“参加五四运动的人，健在的虽已不太多，但还有不少人可以追述当时的情形的。当时参加活动的人中确有周恩来，他是南开代表之一，其他平津各校代表数十人，后来大部分参加国民党为党员(我当时主编《北洋大学日刊》，白天兼任记者，亦参加一切活动)，所以共产党要说五四运动完全是他们发动的，那我又要问他们一句话:‘何以胡适之不参加共产党，而且坚决反共呢?”，（陈立夫:《中共与五四扯不上关系》，1979年4月30日。）通过对比研究，追寻运动的来龙去脉，更易发现问题，探究事情的真相，正所谓真理愈辩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