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交给毛泽东一大篇关于他个人生活的问题表，要求他答复，我自己抱歉着，因为我所提出的问题太琐细了，正象一个日本移民官吏一样地不讲礼貌。但他竟不觉得。关于我所提出来的对于各种不同的事情的五六类的问题，毛氏谈了十几个晚上，却很少提到他自己和他对于这些事情的作用。我开始想，指望他给我一些关于他自己的细情，是不可能的了--很明显地，他认为个人是不关重要的。象我所遇见的一些别的红党一样，他只乐于谈委员会、团体、军队、议决案、战斗、战术、办法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验。

　　很有一个时期，我以为这种不高兴谈到主观的或个人的事情，是由于礼貌客气，或者是由于对我的怀疑和恐慌，或者是由于这些人们在头上悬有赏金的原因。后来我才发现了情形不是如此的。事实是因为他们许多人实在都不记得这些私人的细情。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屡次发现：共产党员能够说出一切在青年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但只要他和红军一接触之后，他就把他自己丢开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你不会听见任何关于他自己的事情的。你所听到的只是一堆关于红军的故事，苏维埃的故事，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无限制地谈论每次战斗的日期和情形，以及几百几千个曾经来往过，而从未听见说过的地方；但这些事情好象只集体地对他们有意义。不是因为当做个人的他们，在那里做成了历史，而只是因为他们的红军到过了那里。在这红军后面，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的有机的力量，而为着这种意识形态，他们是在斗争着。这是一个有兴趣的发现，但因此使我的报告更加困难了。

　　有一天晚上，当一切别的问题都有了满足答复以后，毛氏翻到我这张标题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他总是怀疑着供给一个自传的必要。但我和他抗辩着，说从某一个方面说来，这是比别的事情的报道更为重要。我说：“当人们读了你所说的话，他们愿意知道你是如何的一种人。而且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关于你的谣言。”……他很和蔼地惊奇着，人们竟用了这许多的时间来幻想他，但他同意了这些传说是应该纠正的。于是他又看了一下我所写下来的那张问题表。

　　……毛氏是从记忆中来述说一切，我是照他所说的用英文记下来的。以后这个笔记又被重译出来改正了。下面就是这个谈话，我并没有打算写做很好的文艺作品，只是都经过耐心的吴先生的修正，所以是不会失真的了。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是很受限制的，它的规则是很值得反对的。在读了《御批通鉴》以后，我达到了一个结论，如果我单独自己读书和研究，或许对我自己还要好些。六个月以后我离开了学校，自己安排了一个自我教育课程，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里读书。对于这件事我是很规矩很认真的，而在这样的方法中所消耗的半年，我认为对我是极端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当图书馆开门的时候我就进去。在正午的时候，我仅仅休息片刻，去买两个糕饼吃。这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停留在图书馆直到他关门的时候。

　　在这个自我教育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读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了并且很有兴趣地研究了一张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种的起源》，和一本约翰密尔的《伦理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诺莎的《逻辑》，和一本孟德斯鸠写的关于法律的书。诗、小说、古希腊的故事，和关于俄、美、英、法以及别的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的研究，被我混到一起了。

　　这时我冒充湘乡县人住在会馆里。许多的兵也在这里，都是从县里退伍的或被解散的兵士。他们没有事做，而且都是很穷的。在会馆里学生和兵士总是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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