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凯（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鸿章最早接触报纸是在1862年。当时淮军进驻上海，李鸿章第一次看到报纸，从此之后，李鸿章就跟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甲午战争以后，李鸿章出使欧美，谈了很多他对新闻的看法。

　　我们常常把报纸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一个佐证和一个资料，我觉得对于报纸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作用还是不够的。我们翻左宗棠的文字可以看到，左宗棠曾经攻击李鸿章，说李鸿章作为朝廷重臣在给皇帝写奏折的时候竟然引用了报纸的文章，意思是指在他们那个时代，是不能引用报纸的，引用报纸就显得论据不够充分，说明当时的报纸还没有达到那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报纸也进入到了官僚、士大夫的视野之中。

　　清政府官员的媒体形象有三种。一个是媒体描述的形象，一个是生活中自己的形象，我们称为真实形象，还有在公众面前表现的公众形象。现代新闻业的发展，使媒体建构的形象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两种形象。所以，本文用《申报》的中法战争的报道，看李鸿章的媒体形象的建构。按照中法战争的进程主要分几个阶段，第一个是李鸿章跟郑吉泽之间的争论，很多历史学研究认为他们俩一个表现的刚硬，一个表现的非常妥协。但是目标都是一致的，都认为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可能还不足以与法国一战。《申报》那个时候也看出来了，虽然在报道中对他们俩的用词有不同，但是他们俩对于是否与法国开战的看法是一致的，跟我们现在很多学者写的论文是一样的。

　　另外，李鸿章承担了中法战争期间对法的谈判工作，几次谈判的报道，《申报》完全站在李鸿章这一边。实际上，李鸿章在中法谈判中的决定权是很小的，但是现在有些研究把中法战争的失误都扣在李鸿章头上。对此，《申报》就多次报道李鸿章在中法战争的谈判中间是没有什么发言权。

　　我觉得我们把《申报》这样的文献当做一个历史对象去研究，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历史学研究的辅助材料，我们就可能得到很多新的认识。在调查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李鸿章的年谱都是不对的。如果有时间我会根据《申报》的报道整理李鸿章的足迹。所以我就觉得在研究当中，把这些文献不仅仅当做研究的证据，而是当做研究的对象，我们会得到很多新的结论和新的视角。

　　【点评人】

　　芮必峰（江淮学院院长）

　　这篇论文在谈媒介的建构，主要是人物的建构。新闻建构是新闻生产的一个研究取向，因此，谈建构从我们这个学科来讲，不能把目光集中在如何呈现上，比如朱晓凯这篇文章，《申报》中法战争是如何呈现李鸿章形象的，很有意思。

　　这篇文章路径是很明显的历史的路径。这篇文章优点很多，也有一些有趣的地方，比如说李鸿章和报纸的关系，没人研究过，我认为从我们这个学科来说仅仅停留在怎么呈现的或许对历史学有一些帮助。但是，对于新闻学来说意义不大，媒介呈现的最后落脚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向内走，一个是向外走。所谓向内走，你就要追问这个媒介何以要这样呈现，它受到哪些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它内部的运作机理到底怎么样。比如说，一些娱乐媒体就比较重视一些娱乐八卦，而政治媒体肯定有另外的形象。向外走就是这种媒介呈现它对于社会发展有什么贡献。

　　如果这篇文章由我来做，我会从下面这样几个问题推进：第一个，李鸿章的非媒介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第二个你实际形象或公众形象到底是什么样，这两个形象何以不一样，为什么在中法战争《申报》当中，李鸿章媒介形象变成这样。第三个问题是，对于新闻传播学或者历史学研究，这样一些呈现到底有一些什么启发，你不能只看报纸上的形象，报纸上的一些形象它是有问题的，受到办报方针、办报理念的制约，办报管理等等一些内部运作机制，对于历史学来说运用报纸上的资料要注意了。